附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制度的实践与法律完善——-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集中案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是为了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该文对2008年至2013年发生的20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进行了法律分析,绝大部分案件都附加了后期监管成本较高的行为性条件。商务部在执法水平稳步提升的同时,体现出与其他司法辖区不同的执法思路与特色,但应注重更加准确地对竞争状况进行评估,加快案件的审查速度,以减少对竞争分析的非反垄断因素的干扰。     

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审查与执法者的“行为性救济”偏好分析——兼论专利密集领域的执法困境

防止经营者集中活动对市场竞争效率的潜在危害,是各国反垄断立法、执法的主要目标,结构性和行为性救济就是对这类行为的主要干预方式。本文利用手动汇总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数据库(2008—2016年),对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救济决定及其行为化偏好进行了初步的计量检验,主要发现有:救济与否的决定与兼并案件关联市场的集中度、参与者市场份额、是否纵向兼并和股权收购的比例显著正相关;一个兼并活动被施加行为性救济的力度则与所在行业的网络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占有率和股权收购比例有关联。这表明,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救济行为基本上符合我国反垄断法设定的"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原则。本文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执法实践的案例分析,也揭示出在反垄断法执行权力分割配置的背景下,行为性救济低效或无效的事实和成因。基于此,建议统一和集中三个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权责范围,并制定公开、透明和可实施的救济机制,强化竞争中性原则的应用。     

美国结构性救济制度的执法实践及其借鉴

中国的结构性救济制度与美国在立法、执法层面都差距甚远。结构性救济制度虽已初步确立,但从技术层面来看,有关剥离制度的微观支柱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借鉴美国结构性救济制度的执法经验,中国也应制定《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中实施救济措施的指南》,为完善中国的经营者集中结构性救济制度提供有益的指导。     

以国际视野看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实质审查标准

我国《反垄断法》就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审查经营者集中案件时应当运用的实质标准仅作了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规定，其它规范性文件对此也未能作出完整的补充，该领域的规范体系不但留有空白，也有许多条款需要改进。本文通过整理、归纳国际上关于企业并购控制制度中的实质审查标准的成熟做法与先进经验，将相关审查标准进行粗线条的梳理，为搭建我国经营者集中实质审查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思路提出一些建议。     

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下的买家先行与定资先行

经营者集中附条件批准又被称为合并救济,资产剥离是最为重要的合并救济方式。美欧反垄断实践中,买家先行与定资先行是确保资产剥离成功实施的重要规则。中国可以借鉴吸收这两种规则,在那些存在潜在买家稀缺或者剥离过渡期内资产极易受损等问题的案件中,执法部门可以审慎选择运用这两种规则。     

平台经济领域中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在利基市场上,超大型数字平台肆意并购人工智能等科技型初创企业,关停或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研发、应用项目,试图弱化乃至摆脱中小企业对自己形成的竞争约束,致使平台经济领域中垄断风险上升,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各反垄断辖区的高度关注。而传统反垄断法律工具运作逻辑与平台经济特性的偏离,决定了既有的经营者集中控制框架无法有效规制平台扼杀式并购。对此监管窘境,应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程序控制框架中,完善强制申报标准、设计竞争合规措施、采用回应性监管模式;在平台经营者集中之实体审查框架中,革新反竞争能力判断规则、完善反竞争动机识别规则、以救济措施为核心健全反竞争可能性抑制规则,从而在平台经济领域中统筹形成“内外联动、前后相辅”的垄断风险协同治理机制。     

商务部新“三定”成立反垄断局

<正>根据国务院刚刚批准的商务部新"三定"(定机构、定职能、定人员)方案,商务部将设立反垄断局。至此,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下具体开展反垄断工作的"三驾马车"——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     

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国外政策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可以导致反竞争效果也能够产生效率,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视野中,在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增加对效率的分析。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条件要求,不同效率类型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的认可状况,效率纳入企业兼并反垄断审查中采用的方式,权衡效率与反竞争效果的社会福利标准。国外的不同政策对我国有重要启示。     

与专利权滥用有关的反垄断诉讼研究

专利权的不当行使导致权利滥用,因而给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失时,不免引发与专利权滥用有关的反垄断诉讼。但鉴于中国反垄断实践起步晚、基础理论储备不足、相关制度设计牵扯面大、涉及法律关系复杂等原因,《反垄断法》尚不完备,此类案件审理亦不成熟。从司法实践出发,借鉴国际成熟理论和做法,详细探讨了专利权滥用的具体形态及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法律如何规制,核心思想在于使救济途径具体化。     

收购新规出台外资集体郁闷？

2006年8月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修订后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称《规定》),并专门在第五章中明确表示了商务部对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拥有反垄断审查权。新规定一出台就引来多方关注,这不仅因为规定自身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因为其中不少新增设的“并购门槛”直接涉及到沸沸扬扬争论了许久的“凯雷收购徐工案”。     

行业协会:反垄断的第三种途径

人们常常将反垄断法的实施方式局限于公共实施和私人实施。在反垄断视域下,行业协会主要被作为反垄断规制对象进行研判,至多也就是作为私人实施的附属力量。这种状况,无论是对作为第三部门重要组成部分的行业协会自身发展,还是对反垄断法的实施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行业协会作为反垄断的第三种途径,有其必要性与正当性,其可在作为"法庭之友"、反垄断诉讼、竞争信息收集与整理、垄断争议防范和处理等方面发挥独特地作用。     

经营者集中案件中的定量经济分析——以希捷收购三星硬盘驱动器案为例

定量经济分析有利于增加案件判例实践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经营者集中案件中的具体分析框架和实际操作方法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探索。通过对市场界定环节和单边效应模拟环节的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提出适用以希捷收购三星硬盘驱动器案件的一系列方法。应用SSNIP方法和价格关联法对该案件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分析,提出与判例不同的相关市场界定结果。根据该相关市场界定结果进行单边效应模拟,其结论部分证明该判例公告具有合理性。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 ——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四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反垄断机构自利与反垄断过度——基于预算最大化模型分析

与一般文献不同,本文聚焦反垄断的负面影响.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反垄断机构存在预算最大化的倾向,这会造成反垄断过度乃至掠夺企业的后果.因此,我国应该通过各种措施控制反垄断,如明确反垄断利益、明确反垄断权限、公开反垄断信息、加强反垄断监管等,以使反垄断机构尽责地为公共服务.     

中国基础领域垄断的形成与反垄断之路

本首先从社会主义也存在垄断，也要反垄断的理论视觉出发，全方位地探讨了基础领域垄断的形成，反垄断的难点、措施，并战略性地提出了培育大型企业集团的策略。     

管制与反垄断前沿理论和政策效率检验——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模型

经济学界对管制和放松管制的态度模棱两可;理解管制与反垄断政策及其市场实施效率,却是真实而又关键。文章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从结构、行为、绩效三个角度来拓展垄断前沿理论,并借助实验经济学随机检验方法对政府价格管制政策效率进行研究,以用于阐述管制与反垄断政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文章总体试图对我国管制与反垄断理论及政策制订提供理论参考。     

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理论和实践深受民粹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将价值目标定位在维护经济民主上,进而保护创业者以及"小商人"的独立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重心从政治、社会领域更多地转移到国家经济和经济效率方面,并最终促成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型。     

中国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大企业通常会利用市场支配力获得转移收益，这会扭曲合理的财富分配进而抑制整个社会的价值创造，因而应该受到反垄断行为审查。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大企业依仗其市场支配力获得的转移收益不再局限于国内，利益受损者可能是他国民众，因而世界各国的反垄断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事实上，尽管那些知名外资大企业凭借其规模经济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了国人的消费剩余和经济福利，但也因独占市场而挤压了国内相关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空间，造成长远的国家福利损失，因而当前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集中在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大型外资企业上。     

WTO背景下中国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已加入WTO，加快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是非常紧迫和十分必要的。在WTO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建立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反垄断制度，即温和型的反垄断法。使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并畅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