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2008年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LMDI法建立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的因素分解模型,基于1991～2008年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等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碳排放量变动趋势.结果显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量成正比关系,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成反比关系,且这两个因素与人均碳排放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抑制作用,碳排放量仍在增加.因此,我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尤其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建筑业能源碳排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影响脱钩因素分析

为研究建筑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其弹性脱钩的主要因素,建立了建筑业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和弹性脱钩模型,研究中国建筑业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建筑业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近年来呈"U"型右侧上升趋势,暂未符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的库兹涅茨假说;产业价值创造和减排弹性脱钩是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1953—2012年)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关系,同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1995—2011年)考察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不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长期内城市化有助于抑制碳排放,短期内过快的城市化将加剧碳排放;东部地区城市化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中部地区城市化不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西部地区城市化有利于碳减排,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各地区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基于回归分析的城市碳排放影响途径与模式研究

本文以中国30个省级以上城市1999-2008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人口密度、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特征与交通等因素对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密度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呈“U型”关系,表明适度紧凑型城市有利于控制碳排放,但过高的人口密度反而导致碳排放增加;收入水平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表现出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第二产业比重增加,在短期会增加碳排放量,但在长期会降低碳排放量.     

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IPCC推荐的碳排放计算公式,测算了2000年到2011年浙江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分析了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动态特征,并利用LMDI分析其排放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期间,浙江省人均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不断上升,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的趋势,浙江省碳排放处于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高峰到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高峰阶段的过渡期。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量增长起到拉动作用,产业结构、能耗强度、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变化起到抑制作用。产业结构、能耗强度和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变化均对碳排放强度下降产生正向驱动作用。     

中国CO_2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双向分量回归模型

采用双向分量回归法探讨1985—2009年中国CO2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在模型中引入共同边界技术效率比,以解决一般固定效应模型无法捕捉不随时间变动的因素对两者间内在关系的影响这一问题。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人均GDP对人均CO2排放量的弹性系数越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CO2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逐渐平缓,低、中收入地区的EKC不呈倒U型,高收入地区的EKC呈不明显的倒U型。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动态分析——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数据为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法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10年的响应期下,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量之间在对方冲击下的响应曲线呈N型,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为N型和倒U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都为N型。     

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北京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KC和STIRPAT模型

利用1981—2010年北京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数据,验证了两者间EKC的存在性。运用碳生率和脱钩指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短期静态关系和长期动态关系,并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北京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为人均GDP为34423元;研究期间北京碳生产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6.1%;在1981—2010年期间的绝大部分年份,北京处于弱脱钩状态,脱钩指数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比较吻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北京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