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选取六类污染指标构建了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基于1987-2008年相关数据,在严格计量检验基础上运用GIRF法、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验证了EKC假说,经济增长是污染物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GDP对解释各类环境污染排放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污染物排放不是解释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关于我国碳排放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与向量自回归方法构建了在低碳经济环境下我国碳排放量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对比性实证分析模型,并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探索影响系数大小和时期变化规律。研究表明,一方面,我国碳排放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均GDP、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其次是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另一方面,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得出我国碳排放量对人均GDP、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冲击反应比较敏感,而对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随时期变化的响应则比较稳定,各变量影响系数在短期和长期存在明显差异。     

河南省碳排放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基于EKC和VAR模型

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利用1978—2013年的宏观统计数据,首先运用EKC分析了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的特点,然后建立VAR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分析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等,对能源强度、实际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冲击效应和影响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3年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的发展曲线大体上并不呈"N"型或倒"U"型,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河南省的能源强度对其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最后提出建议以促进河南省低碳经济的发展。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通过构建“LMDl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几类因素对各省市自治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变化主要由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能源结构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现阶段应根据各地区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政策,包括：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降低区域能源强度、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区域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我国碳排放量情景预测研究——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估算1994-2009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环境规制强度数据,将环境规制因素纳入到Kaya公式中,构建改进的人均碳排放量分解计算公式,情景预测2010-2020年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结果表明,不同情境下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幅有较大差异,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省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减碳机制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论文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碳排放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探讨驱动浙江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明确碳排放控制的主要领域。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增加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增加有负向驱动作用。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最大,但2000年后人口规模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规模扩大成为碳排放量的主要增长因素。能源强度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减少的贡献最大,能源结构的贡献率较低。基于此,提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城镇发展转型、提高能源管理效率等具有针对性的减碳对策。     

城市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1978~2011年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及碳排放量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技术对中国城市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动态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反之不成立;碳排放与第二产业之间也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碳排放量增加是第二产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具有高碳排放量的高耗能产业是我国第二产业的重要支柱,支撑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我国的经济增长遵循从"排放"到"增长"的路径。从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来看,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且长期的影响显著。我国由"排放"到"增长"的因果关系使得未来阶段容易陷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因此,必须从产业结构调整、低碳城市化等方面入手逐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人口规模、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经验证据及国际比较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1971—2008年碳排放数据,探讨中国与典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G8＋5）人口规模、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变化的差异性。结果表明：随着GDP增长,中国碳排放快速增长,人均碳排放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单位GDP碳排放持续降低,但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利用秩相关系数检验人均GDP与单位GDP碳排放,发现7个发达国家均呈显著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南非、中国呈显著下降趋势,巴西、印度、墨西哥呈上升趋势但并不显著;人均GDP与人均碳排放秩相关系数表明,7个发达国家中,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呈显著下降趋势,加拿大呈不显著上升趋势,日本、意大利呈显著上升趋势;5个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费急剧增加,随着人均GDP增长,人均碳排放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基于此,归纳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变动的三种模式。     

我国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估算了1995—2009年期间我国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从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城乡消费结构的角度,对碳排放结构进行了分析。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系数,分析其具体影响,并进行省际比较。结果表明:1995—2009年期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差距较大;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碳排放情况看,各省的碳排放均来自第二产业和燃煤;经济规模的扩张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变化和碳排放系数变化对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基于天津市实证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1995~2011年的天津市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碳排放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天津市对外贸易依存度每增加1%,碳排放要增加0.25%。从而验证了"污染天堂假说",天津市也是属于"转移碳排放"的城市之一。天津市不存在对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说碳排放和人均GDP之间不存在倒U型曲线,而是U型曲线。人均GDP的拐点是在1997年,1997年之后随着天津市人均GDP的增加,人均碳排放一直在增加。     

河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演变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笔者计算了1978年~2009年河南省一次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研究发现,1978年以来,河南省一次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数量一直在增加。碳排放强度虽然逐渐下降,但人均碳足迹却不断上升,其中,煤炭消耗的碳排放量是总排放量的主要来源。河南省一次能源消耗的人均碳足迹与人均GDP的关系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而是呈现出三次曲线关系,而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之间呈则现出反比曲线关系。     

蓝色经济区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阈值协整效应

构建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阈值协整模型,利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对该模型进行估计。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碳排放随着经济增长周期的发展表现出非线性变化特征;蓝色经济区的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阈值协整效应发生在人均GDP增长率为9.54%和13.46%之处;从产业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对碳排放的阈值效应可看出蓝色经济区正在走产业升级和转型之路,因此需要注重培育高新产业发展环境。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为探讨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文章依据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不大;城市化水平受人均GDP影响的效应逐步增强,受自身影响的效应不断减弱,而人均GDP受自身波动影响的效应不断上升,受城市化水平影响的强度逐步下降。对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认识,有利于各级政府在推动城市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取合理对策,避免走入误区。     

能源碳排放的空间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广东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了广东省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空间跃迁状态,并进一步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市域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绝大部分城市属于"高——高"和"低——低"类型,碳排放集群格局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性。人均碳排放的主导驱动因素是人均GDP,但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增长未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能源效率、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水平提升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削减作用,而对外贸易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和碳排放 指标的统一性分析

本文对我国经济发展指标和碳排放约束指标进行统一性分析检验,在扩展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碳排放约束因素,研究1978—2010年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间的数量关系,并得到了实现2020年经济发展指标的最大碳排放量。本文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指标和碳排放约束指标具有统一性,即2020年完成人均GDP发展指标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碳排放约束指标,同样在完成碳排放约束指标情况下也能实现人均GDP发展指标。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城市是碳排放的密集区域,城市化是我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采用1985-2009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数据和同期中国碳排放量的测算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检验。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但碳排放量不是城市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短期影响较小,长期影响显著。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模型对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量进行动态模拟,分析其在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提出中国实现低碳城市化的建议和对策。     

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脱钩和三层完全分解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计算1995-2009年我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揭示了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并进一步构建"LMDI三层完全分解模型",研究了各地区碳排放增长的9类驱动因素,其中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决定因素,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文章根据这9类因素对各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及其导致区域碳排放的异质性特征,提出了我国差异化区域碳减排政策。     

碳排放视角下我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与效率研究

识别建设用地碳排放源,从碳排放视角测算我国建设用地利用强度和效率,为我国建设用地利用低碳优化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发现:(1)人均碳排放量、地均碳排放量增长态势明显,而万元GDP碳排放量下降趋势明显。(2)万元GDP碳排放量呈现出明显的"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特征,人均碳排放量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而地均碳排放量较大的多集中在人口密度较大、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3)碳排放综合呈现出由东部向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空间分异明显,综合效率达到DEA有效的仅有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4)我国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要素过度投入的情况较为严重,尤其是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冗余度较高,冗余率达到30%以上。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关系——基于东莞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东莞市3项环境指标,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结构驱动的影响,发现1982～2007年东莞市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废气排放量和大气能见度倒数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是三次曲线,人均废水和废气排放量总体上随人均GDP上升,能见度则随之下降.这3项指标与2项产业结构指标呈极显著的相关,东莞的环境污染变化主要是由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变化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