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经济环境催生新型股权结构,同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融资困境。基于2014—202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融入公司制企业的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结果显示,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缓解了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内在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有限合伙协议架构降低了公司经营风险、改善了公司业绩表现、提高了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从而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成长期和衰退期,因代理问题更严重、融资需求更强烈,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显著。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盈利不确定性大、风险高、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更能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此外,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两权分离度越高,越能显著地提高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印证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能够缓解实际控制人掏空的代理问题。上述研究结果从微观视角扩展了对我国资本市场新型股权结构的认识,为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融资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金融发展、投资效率与公司业绩

本文基于1999-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业绩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对于政治关联的企业,金融发展改善融资约束之功效在非政治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我们对事后企业绩效增长的考察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公司业绩增长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其作用机制在于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均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以上实证结果为金融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     

分析师跟踪、所有权性质与融资约束——基于不同产权主体的研究

本文运用2005～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欧拉方程投资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分析师跟踪变量,通过观察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变化以验证我国证券分析师是否具有缓解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的功能。研究证明,证券分析师可显著降低政府干预较少的国有控股公司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从而有效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对于政府干预较为严重的国有控股公司及民营控股公司,由于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主要是由于代理问题引起的,证券分析师未能显著降低由代理问题引致的高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即不具有监督功能。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关注分析师跟踪,进而有效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验证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研究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是否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宏观数字金融发展是否能调节供应链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最后基于不同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能缓解其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环境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调节效应更显著,且在信息披露质量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更明显.因此,中小企业发展供应链金融,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是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的有效途径,而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则是从外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基于"能力"与"意愿"的双重视角

基于"能力"和"意愿"的双重视角,利用2012-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国有持股数量的增加,民营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国有股权既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使民营企业具备战略风险承担的"能力",又能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水平提升战略风险承担"意愿".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降低委托代理水平可对风险承担的提升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国有股权主要还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民营企业战略风险承担水平,且促进效果在国有股东控制背景强及高潜力行业中发挥更为显著.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省份,国有股权可视为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对战略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流量模式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在数字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数字流量模式，加强企业资金利用进而获得发展红利。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流量模式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流量模式对银行贷款这一传统融资渠道具有替代效应，并通过改善盈利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流量模式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在企业为高成长性、内部控制质量高和媒体关注度高的情况下显著增加。同时，当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企业更愿意加大生产经营力度，提高投资效率，增强资本密集度。但是，数字流量模式会导致企业面临短期资金偿还压力，降低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增加企业的流动性风险。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探索数字流量模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上市公司经营战略选择和政府监管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代理问题、风险基金性质与中小高科技企业融资

不同所有制性质的风险投资基金往往面临不同的代理问题,从而导致不同的绩效表现。根据所有制性质不同,风险投资基金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政府主导型基金。尽管政府资金可以降低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但是可能缺乏有效的监管,代理成本往往很高。二是风险投资家型基金。尽管风险投资家监管可以降低代理成本,但是监管成本与高回报率要求却又会增加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三是政府引导型基金。它既可以利用风险投资家来降低代理成本,又可以让企业家获取到廉价的政府资金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模型推导表明:(1)当企业家的代理问题很严重,且项目不确定性很高时,政府引导型基金的可获得性最高,而政府主导型和风险投资家型基金的可获得性均很低。(2)政府引导型基金会遭受合谋问题,但政府主导型基金的寻租问题却严重得多。(3)政府引导型基金比政府主导型基金的挤出效应更低。实际上,本文能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政府引导型基金比较成功但政府主导型基金却比较失败。     

融券卖空机制与上市公司成长性

本文从企业成长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融券卖空机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成为融券卖空标的后企业的成长性显著下降;对于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较少的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卖空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在排除了该负效应是由其他资本市场机制造成的解释后,发现其他资本市场机制越强,越能缓解卖空对企业成长性的抑制效应.此外,从融资—投资—成长性的逻辑链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卖空机制使得权益融资成本降低但不显著,而债务融资成本会显著提高,且债务融资成本提高造成了企业研发投入减少,从而对标的企业的成长性产生负面影响.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终极控制人性质、资金占用与非效率投资——是融资约束还是资金浪费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资金闲置和资金占用两种矛盾现象,为了解释这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615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方法,从终极控制人性质角度,考察了两权分离度、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借助资金占用桥梁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当前资金充裕的背景下,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没有资金占用动机,且两权分离度越大、非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其通过资金占用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愈严重,这与国企单纯追求规模以及债务预算软约束有关,因此国企存在资金浪费现象;但民营企业因为融资难问题,本身具有资金占用动机,且其两权分离度越大、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都是为了借助资金占用行为,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以降低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所以本文提出完善金融体制、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活动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资金获得性与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密切相关。为此在离散时间框架下引入熊彼特增长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基于。2009-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会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高。从产权结构差异看,金融支持在缓解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创新的过程中作用都较为显著,国有上市企业显著性稍强。从地区差异看,东部地区提升作用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企业融资约束研究

持续不断的外部融资是促进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现实中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等问题。与内部融资成本相比,上市企业外部融资成本较高,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广泛存在。目前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不断扩大、持股比例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融资政策有什么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帮助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而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是企业融资约束形成的重要原因。文章根据前期相关研究,构想了机构投资者与上市企业融资约束度量模型,为后期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投资模型为分析框架,首次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动态面板方法估计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是否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结果显示:(1)中国工业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为负,但相比净现金流系数,企业投资受资本成本的影响较小;(2)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较为敏感,而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资本成本不敏感;(3)市场化改革显著弱化了各类型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并没有显著提高各类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中国目前利率传导机制不畅的重点环节在企业投资,双轨制的利率模式和管制利率的低估扭曲了利率的价格信号作用,并创造了资金套利空间,加重了资金市场的二元结构特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必要途径。     

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了吗?

基于2007—2014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笔者探究金字塔结构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并剖析上述影响在不同的控制政府层级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层级的延长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但上述影响在中央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上述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层级过度冗长所诱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显著抑制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笔者基于权益资本成本视角,考察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的延长对政府干预的缓解作用;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权益资本成本影响因素与国有企业金字塔结构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而且为相关监管机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参考.     

集团财务公司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集团财务公司缓解成员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已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可,但是鲜有研究关注财务公司影响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及其风险的异质性。基于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并以我国集团财务公司相继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财务公司设立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体通过降低企业债务及股权成本、平滑债务波动、改善债务期限结构来发挥作用;第二,银行业竞争程度上升、企业信息环境恶化、货币政策紧缩时能够加强这种影响;第三,财务公司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风险异质性,其效果在集团治理水平高、集团经营风险低、企业财务风险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这验证了财务公司的“双刃剑”效应。因此,应正确认识财务公司的作用,规范稳妥推进财务公司的设立,促进内外部金融机构协同发展,同时要严格防范财务公司发生风险传染,促进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现有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且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文章以企业微观融资机制为切入点,利用2000-2013年63个国家(地区)的1162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了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SA指数,进而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一国(地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越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信贷、商业信用和股权融资三种融资渠道实现的.(2)各国(地区)的资本丰裕程度不同,使得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在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缓解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而不利于缓解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3)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大企业更容易在资本账户的开放中获得金融信贷、商业信用和股权融资,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大企业中更加明显.以上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益理论,也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是否应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2004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体制内制度和信贷配给的存在,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在我国出口增长疲软的情形下,如何缓解企业的融资问题将关系到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2004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的企业数据,从政企关系角度考察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和经验直觉不同,本文发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影响融资约束对其出口行为的作用,在面临较紧的流动性约束下,一旦企业获得外部贷款,可能会以高融资成本为代价来获得外部资金以覆盖出口成本和出口投资需求来促进出口,结果融资成本高的企业,反而更有可能出口,出口额也更大。所有权对这三者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会减轻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却不存在这样的影响。     

试论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

金融生态环境、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制度文化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同时,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且企业融资约束受产权性质和公司规模的影响,金融生态环境通过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作用.在此基础上,为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需要采取以下完善措施:加强制度建设、防止部门以及个人利益的驱使、增强内部管理水平、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并利用商业信用缓解融资约束.     

政府隐性担保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20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了政府隐性担保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或融资约束偏紧的公司，以及金融分权程度较高或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政府隐性担保提高了企业获得优惠贷款和税收优惠的概率，并且通过缓解“财务风险”抑制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基础上，政府隐性担保亦能增大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研究为纾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