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管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文章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SO2污染控制区)环境管制政策对我国149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服务性行业转换,外资投资及人力资源水平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空间分异看,"两控区"政策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却呈显著负向影响。再以2010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更为严格环境管制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发现只有东部城市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向服务性行业,验证东部"污染光环"假说。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强制性减排政策与工业结构升级 ——来自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手工收集的中国230个地级市的强制性减排强度数据,本文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十一五"规划中的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工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工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环境绩效考核政策的实施得以强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三重差分检验法等进行检验,均表明强制性减排政策对工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强制性减排政策通过对污染密集型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对民营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以及对民营企业创新行为的补偿效应等途径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强制性减排政策和环境绩效考核政策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治理双赢的有效手段,如何进一步完善上述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绩效——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13个重点城市1993-2009年工业三废排放量、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统计量等大样本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对1998年实施的"酸雨控制区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使得污染治理总投资增加46.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增加44.1%,"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效果。研究结论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不同属性的检验。研究为评估环境政策总体效果提供了借鉴,探讨了环境政策的影响路径,并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对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绿色贸易壁垒冲击与环境治理改善：基于中国企业的证据

绿色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惯常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尝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及中国海关数据库三方数据合并,以2005年入世后过渡期针对中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爆发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贸易壁垒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出口企业的环境绩效,降低大气和水污染排放强度,提高用水效率。但存在较强的行业和地区异质性,制造业、高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影响机制显示,企业治理成本增加和绿色创新补偿是绿色贸易壁垒改善环境绩效的重要驱动力。政策含义表明,绿色贸易壁垒能够倒逼中国出口企业将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转型动力,有效推进对外贸易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工业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减排效果 ——基于"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的理论模型 ,并以2001 -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工业产出数据为样本 ,研究了工业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和污染物减排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对于产出增长具有刺激作用 ,同时产出增长又会引起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 ,从而证明了中国工业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但由于环境规制投资依然不足,规制效率相对偏低 ,治理的整体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分阶段看 ,"先污染 ,后治理"发展模式在过去十余年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但2008年后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效果已经开始显现.分地区看 ,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先污染 ,后治理"的过程中 ,而环境规制的效果仅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1998-2012年41.42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角度出发,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策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传导机制.     

"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企业杠杆率——来自中国双套样本数据的经验检验

中国企业"高杠杆率"是推动全社会"高杠杆率"的重要原因."去杠杆"已成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探寻中国"高杠杆率"企业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原因.文章选取了2005年至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行业两套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一"逆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寻其对企业杠杆率及对不同行业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呈现结构性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两套样本实证结果相互印证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显著提高了该计划重点倾向行业企业杠杆率,特别是这些行业中受该计划支持力度相对较强的行业企业长期表现出更高的杠杆率;另一方面,两套样本实证结果互为补充表明了该计划显著提高了中西部地区重点倾向行业非上市国有企业杠杆率.因此,"去杠杆"应优先考虑降低"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重点倾向行业企业的杠杆率和该计划在中西部地区重点倾向行业的非上市国有企业杠杆率.     

污染减排政策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存在吗?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企业行为的改变。污染减排政策可通过影响企业的行为选择驱动产业结构的自发调整。本文运用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借助门槛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污染减排政策能够作为一个有效的倒逼机制,显著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污染减排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并非单调递增(递减)的,当以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逐渐降低,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两者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污染减排政策强度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当污染减排政策趋紧时,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才逐渐显现且弹性逐渐增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中国污染减排政策创新的相关建议。     

绿色信贷促进了节能减排吗

作为一种非行政命令式的环境政策,绿色信贷对节能减排可能产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和六大污染产业层面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对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在微观层面通过企业经营绩效和企业创新,在宏观层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地区信贷资源配置和地区示范效应机制实现节能减排。绿色信贷的节能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相比中西部地区和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绿色信贷在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节能减排效应更加明显。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邻近地区的绿色信贷政策亦会对本地的能源强度和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本文认为实施地区差异化和地区联动策略,以及提高市场化水平可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节能和减排效应。     

“省直管县”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来自河南省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针对河南省2004年开始实施的"省直管县"改革,本文采用基于PSM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对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了评估。本文研究发现,总体上看,省直管县政策对直管县企业的资产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然而,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来看,直管政策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持续增强的促进效应;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在实施后的3年内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考虑到迁移企业的影响效应后,进一步的发现是,省直管县政策对民营企业资产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外资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省直管县政策事实上对资源配置效率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应谨慎推广"直管县"改革。     

环境规制、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已成为亟须解决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控区"政策,以1995—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并在此模型中加入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指标,分析环境规制和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作用主要表现为"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效应是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减弱,对西部地区有抑制作用;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此作用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逐渐减弱。这表明在"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下,加强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环境规制、FDI和经济增长的多赢局面。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自然资源丰裕、环境管制失效与生态“诅咒”

文章对"资源诅咒性"的概念进行拓展,重点研究了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诅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中国省际层面来看这种"诅咒"效应确实存在,而且制度的弱化加剧了这种"诅咒"的程度.具体表现为环境管制政策的失效、资源价格机制的扭曲、产权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以及资源主导型经济体环境保护的意识和投入力度落后于其他非资源主导型经济体等.从长期来看,解除这种"诅咒"效应的根本在于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资源与环境管制上的制度创新.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减排

本文通过整合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两大微观数据库，并将其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进行合并，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成立。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即降低煤炭能源依赖、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发挥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外资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更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减排效果，国内上游服务市场的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也会显著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研究对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双重差分的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污染治理工作较为严峻的客观事实,结合地市级与微观企业数据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系统识别了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以不同指标衡量企业创新以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与缓解融资约束等有效渠道促进企业创新.此外,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效应在地区与企业层面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与环境管制较强地区企业创新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促进程度较强,且研发强度较高企业、重污染行业所属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从政策中获益更大.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