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及其成因探究——以广西为例

所谓职业流动,就是指寻找和变换工作的过程[1]。职业流动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将代内流动操作化为是否流动和流动次数两个变量。对于代际流动,主要研究代际流动方向,将代际流动方向分为两种:向上流动和未向上流动。以广西为个案,通过比较研究,解析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并运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

分别对不同年份的CHNS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相关性有减弱的趋势。然而固定效应模型表明,这种相关关系有一部分是由家庭的不变特征决定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来传递。消除固定效应后,户主对于子女的影响依然显著;多数结果表明,1997年和2000年的代际相关性要高于较早的年份。本文还分析了社区就业水平和外出打工对于代际流动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并考察了单位所有制以及职业类型的代际流动。     

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

本文以两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为数据基础,在采用多重估计方法对流动性趋势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分解方法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构成进行分解。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的"倒U型"趋势,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都同时存在;约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子代,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在6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对代际流动性趋势构成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代际流动,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即由社会阶层分布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所引起的流动,是社会总量发展的结果;排序效应所引起的流动性水平次之;离散流动对总体流动性贡献不大。增长效应的变化趋势是总体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将增长效应从总体流动中剔除后,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变得较为平稳。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农民工职业价值观与职业流动: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18个省份随机抽样实地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数据,对农民工职业价值观对职业流动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价值观的不同维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     

市场化进程对中国代际流动的贡献

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能进一步丰富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明晰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文章基于CGSS2008、CGSS2010和CGSS2012与市场化指数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存在显著的代际继承现象,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系数为0.12.而2008-2012年间的市场化改革则对父辈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使父辈对子代的影响平均下降了0.8%.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文章进一步使用MLMV估计、两层嵌套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回归系数较小反映出市场化改革所起的调节作用还相对较小,这说明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将是中国未来应坚持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公共服务机会与代际间职业流动——基于非血亲父子(女)配对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一份来自中国的长跨期微观非血亲父子(女)配对数据,在剔除基因遗传影响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政府公共服务政策对个体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为了弱化家户选择能力上的内生性,我们侧重从政府公共设施布局的角度来刻画公共服务机会。研究结果表明:(1)覆盖有学校、医疗卫生及公共设施等公共品的社区中,子女在代际间职业向上流动上具有显著优势;(2)在考虑居民主动选择政策及估计方法等进一步检验中,结论保持稳健;(3)平均而言,享受着更好的公共服务机会的居民,在受教育年限上显著地高于其他条件相同的非公共政策恩惠地区居民,这最终使他们在代际职业地位提升中具有更高的概率。本研究对中国政府在社会公平目标下,公共服务政策实施及布局优化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