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建设用地变化的城市边缘区提取方法与扩张模式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利用Landsat TM数据获取2000和2015年哈尔滨市建设用地矢量数据,构建了一种更为简单可行的城市边缘区空间提取模型,界定了城市核心区、内缘区和外缘区的边界,探讨了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变化过程和扩张模式。结果表明:基于建设用地变化构建的城市边缘区提取方法——"滑动切割"模型,通过设定提取阈值,获取城市核心区、内缘区和外缘区的边界是可行的;近15年来,哈尔滨城市边缘区已从二环和四环之间延伸到哈尔滨绕城高速公路外围,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集中化与破碎化并存;根据边缘区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城市边缘区扩张模式包括"外延式、跳跃式和稳定式"三种,基本形成了"东张西建",多种扩张模式并存的城市扩张格局;在交通设施、政策导向和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基本形成了"南工北农"的城市区域空间特征。     

浅析城市边缘区环境空间特征

本文主要阐述城市边缘区环境空间的特征，通过对城市边缘区空间形态的分析，从城市边缘区环境空间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空间结构特征等方面分析，对城市边缘区的环境空间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环境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浅析城市边缘区环境空间特征

本文主要阐述城市边缘区环境空问的特征,通过对城市边缘区空间形态的分析,从城市边缘区环境空间的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空间结构特征等方面分析,对城市边缘区的环境空间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环境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耕地数量生态位扩充压缩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分析——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

生态位理论是生态学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文章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耕地生态元和耕地生态位的概念,并对耕地生态位的特征、演替规律作了系统阐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以量度区域耕地数量变化态势、方向和速度的数学模型——耕地数量生态位（宽度）及其扩充压缩度模型,并运用模型对焦作市1998～2004年期间耕地数量扩充压缩态势、方向、速度及其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1998～2004年期间,焦作市耕地数量生态位整体呈逐年压缩趋势,且耕地数量生态位的压缩与林地和建设用地数量生态位的扩充直接相关,即耕地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和建设占用;（2）焦作市各县（市、区）耕地数量生态位压缩度相差较大,反映出焦作市耕地数量空间变化速度的差异性;（3）焦作市各年耕地数量生态位扩充压缩度均小于河南省耕地数量生态位扩充压缩度,表明焦作市各年耕地数量减少速度均大于河南省耕地数量减少速度;（4）焦作市耕地数量生态位的扩充压缩具有重要环境效应,并影响和制约着耕地生态背景质量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水平。     

2003—2013年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在GIS及ENVI技术的支持下,结合回归分析方法,将2003、2006、2009及2013年TM遥感图像进行解译分类,利用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等指标对长沙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并探讨了城市化水平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2003—2013年,长沙市土地利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但减幅减小,林地面积先增后减,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且增幅增大,耕地和林地向建设用地转移较多,且在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明显;长沙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与土地利用变化量的大小在数量上存在着明显的线性相关,快速城市化将导致农用地的减少和建设用地的增加。土地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及人口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正反馈关系。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化的关联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城市空间初期蔓延阶段、城市空间加速扩张阶段和城市空间急速膨胀阶段。     

浅谈城市边缘住区发展中的问题

于是,城市边缘区成了我国大.中城市发展.扩散.蔓延的主要地区,其所处地段的特殊性也使其成为变化最快.发展最迅速.问题最多与最敏感的地区.正因为此近些年来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广大专业人士的关注和研究.     

安阳城市边缘区的规划与建设研究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和乡村各种要素功能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独特地域.文章总结了国内外对城市边缘区概念、边界界定的研究,通过分析安阳实际,提出安阳市城市边缘区的规划与建设对策,以探索我国中部地区城市空间构成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省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演变及优化对策

工业结构的演变在城市边缘区发展过程中极为显著。本文从时空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结果显示：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在时间上演进迅速;空间上圈层结构明显;工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改善。在变动机制上,政策、决策因素,资金的积累以及城市的扩散等因素极大地促进了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的演变。提出城市边缘区工业必须充分利用边缘区的丰富资源,提高结构层次,加强规划力度,保护生态环境,以优化城市边缘区工业结构。     

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采用1996-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总量呈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人均耕地数量呈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②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空间差异变化体现为“平缓—快速—平缓”的阶段性发展特征;③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市辖区与县级市耕地数量减少较大,多数县耕地数量有一定幅度的减少,宁乡县和茶陵县耕地数量有一定规模的增加,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率具有“市辖区＞县级市＞县”的空间分异特征;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结构调整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成果能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可为类似地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初探：以温州市鹿城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区、农村的过渡地带,在土地利用方面具有特殊性,也存在许多矛盾。本文联系鹿城区实际对边缘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编制内容要点进行了探讨,以寻求城市边缘区土地合理利用,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发展。     

西部开发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在对西部开发中耕地利用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述了耕地产出与耕地产品需求相平衡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观点,提出了以区域平衡,质量平衡和时间平衡为行征的西部地区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实现形式以及促进平衡实现的6项控制措施。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结构分析——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最快的地区，分析其土地利用结构，掌握土地利用现状特征，了解土地利用存在问题，对合理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促进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06年北京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利用多种数学模型分析大兴区土地利用结构特点，探讨其存在问题及土地合理利用建议。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复杂多样；土地利用呈现“北城南乡”格局，具有明显城市边缘区特点；土地整体功能较强，但区域间土地利用结构不均衡，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后备资源不足。     

县(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需求量预测方法及其应用

科学准确地预测耕地需求量,是制定县(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文章根据中国南方某县1996-2005年来的耕地变更调查统计数据,分别采用趋势分析法、回归分析法、指数平滑法、GM(1,1)模型法和灰色-马尔柯夫链模型的方法,对该地区耕地总量进行了模拟和预测.不同方法的预测结果表明,基于灰色-马尔柯夫链方法的预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更有利于土地管理决策者的经济决策行为.在当前耕地利用方式的背景下,灰色-马尔柯夫链模型可以作为县(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耕地需求量预测方法的一种好选择.     

基于基尼系数的耕地保有量分配优化模型

为了确保粮食安全,我国政府强调18亿亩耕地红线坚决不能突破,但未提出耕地保有量在各个地区如何进行公平分配。针对此问题,借鉴基尼系数,构建我国耕地保有量公平分配的优化模型。以201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耕地保有量公平分配为例,利用各地区现有耕地面积数据,选取各地区人口、二三产业产值、粮食产量、农用地面积、水资源总量、≥10℃年积温、太阳辐射作为指标,结合各地区粮食自给率与后备耕地资源,构建基于基尼系数的耕地保有量分配优化模型,利用Lingo软件求出模型最优解并结合GIS技术绘制各地区耕地面积增减比例图。根据优化后耕地面积增减量占现有耕地面积的比例,我国各地区耕地面积需要调整情况可以分为五类：耕地削减区、耕地保持区、耕地小幅度增加区、耕地中幅度增加区、耕地大幅度增加区。结论表明,基于基尼系数的耕地保有量分配结果既公平又可行,可为耕地保护提供借鉴。     

大城市边缘区地域特征属性界定方法

准确界定地域的特征属性是科学制定加快大城市边缘区发展策略的前提。在述评前人关于大城市边缘区地域范围划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大城市边缘区地域特征属性的概念,然后构建了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大城市边缘区地域特征属性界定方法,最后对北京城市边缘区内的小汤山镇、潭柘寺镇、温泉镇和万柳地区的地域特征属性进行了界定。界定结果为:小汤山镇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4210,具有城市外边缘区的特征;潭柘寺镇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0758,具有乡村腹地的特征;温泉镇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4922,具有城市内边缘区的特征;万柳地区的地域特征属性值为0.7116,具有城市内边缘区的特征。表明潭柘寺镇和温泉镇的地域特征属性与地域空间位置不一致,发展落后于应有的水平。     

湖南省耕地变化的趋势及其政策选择

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了土地利用,造成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必须了解耕地的变化和利用状况。文章应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湖南省总人口、房地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国民生产总值指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它们与湖南省年末实有耕地面积变化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同时又应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定量分析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利用数量的变化状况,并根据模型预测了2010—2030年湖南省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政策选择是控制人口增长、适时加快城市化进程、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效应、提高农业用地效益等。     

重庆市城市用地供需状况研究

首先从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两方面,分析了重庆市区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状况。耕地在重庆市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供给数量有限;受重庆市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质量较差,表现在坡地多、平地少,冲沟多、地块小,难建地多、宜建地少,所以,重庆市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能力相当有限。其次,分析了重庆市区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状况。从城市GDP的增长、重点建设项目和城市人均用地水平的提高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未来需求趋势。结论是：重庆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相当有限,而需求量很大;随着未来重庆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用地的供需矛盾将成为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为重庆的经济发展提供用地支持和保障的角度出发,文章就此问题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影响作用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我国高密度开发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首先论述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引导作用;接着应用GIS和RS技术分析论证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利用开发的刺激作用;然后应用GIS技术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后阐明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广州各类用地布局的影响。     

城市土地储备量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1996年以来，土地储备机制在我国各地先后施行，它不仅涉及及土地收购，储备，出让的立法工作，而且还涉及资金流转过程，所以确定合理的土地储备量已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影响土地储备量大小的三大方面诸多因素作用关系基础上，拟定城市土地储备量大小的思路，即在相关因素评判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开发项目土地供应量与建成区面积，房地产开发量二元线回归方程，运用SPSS软件推算出土地储备量的大小。     

Effects of the Chinese arable land fallow system and land-us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n the economy

This study focuses on economic effects of arable land fallow system and land-use change in China using a dynamic single-country, multi-regional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Land supply is adjusted endogenously in our model. Land use in each of 31 provinces is tracked by a land-use change module, which is calibrated with satellite data.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expansion of real outpu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crease in capital stock as a result of the growth of investment due to the imposition of the arable land fallow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growth of investment is caused by the release of labor from agriculture The reduced supply of arable land in agricultural land contraction regions is partially offset by the increasing arable land in agricultural land expansion regions. Rural households benefit more than urban households from the arable land fallow policy due to relatively higher income and lower rural 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