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是否促进企业集团创新投入

企业集团分部间业务往来是资金融通与知识集成的动态过程。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扩张对企业集团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扩张有助于促进企业集团创新投入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对融资约束严重、产业支持力度大、行业集中度与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更显著。同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扩张效应越显著，企业集团创新投入的持续性越高。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集团现金持有水平在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与创新投入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校企关系与企业R & D投入研究

校企关系被看作是企业与高校交换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但其对企业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校企关系是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成本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我国2009—2014 年高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回归方程模型，研究了高校和企业间关系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高校上市公司中不同属性的校企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其中，以高校持股比例为指征的校企关系与公司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校股权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以高校股东分红比例和高校从业经历高管比例为指征的校企关系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以政府补助为指征的校企关系对高校控股上市公司和非控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逆周期特征——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周期存在逆周期性。为此,对2007年持续至今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是否存在这种逆周期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下的虚拟变量检验模型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明显提升;尽管金融危机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但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意愿没有产生正面影响,反而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技术创新环境下,金融危机虽然能够使得外部环境更重视对企业的创新支持,但却未有效提升其自发的创新意愿与动机。因而,技术创新的逆经济周期特性在我国呈现出与国外发达国家不同的特征。     

校企关系与企业R&D投入研究——来自高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校企关系被看作是企业与高校交换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但其对企业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校企关系是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成本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我国2009—2014年高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回归方程模型,研究了高校和企业间关系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高校上市公司中不同属性的校企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其中,以高校持股比例为指征的校企关系与公司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校股权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以高校股东分红比例和高校从业经历高管比例为指征的校企关系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以政府补助为指征的校企关系对高校控股上市公司和非控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创业投资对异质性创新的甄别效应及作用机制

企业创新活动在质量上存在异质性，采用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二分法，利用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创业投资的影响。使用创业投资哑变量进行Tobit估计和PSM检验，发现创业投资对于突破式创新具有明显的额外激励效应，再使用创业投资持股比例进行Tobit估计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内生性检验，发现创业投资显著抑制了渐进式创新，却与突破式创新呈现出“倒U型”关系，体现了非控股性质的创业投资对于异质性创新的甄别效应。进一步，中介效应模型显示,缓解融资约束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交互效应模型表明吸收能力起到了平滑的调节作用。     

基于TAM模型的创新科技产品采用意愿研究

基于科技接受模型和创新采用理论,构建了消费者创新采用意愿研究模型,并以3G手机为例,通过国内6大城市313份有效样本,利用相关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信息来源、消费者创新性与创新采用意愿显著正相关;认知有用性、产品的兼容性和可观察性对创新采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认知易用性与采用意愿无显著相关性,为个体消费者采用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     

技术创新外部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

创新的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怎样的影响?现有分析普遍认为知识溢出即创新的正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单调抑制作用，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关系是非单调的，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构建关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局部均衡模型，将创新的正负外部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两类创新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单调影响以及竞争均衡的稳定性和效率问题，并选取我国34个行业面板数据，对创新的外部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正，当行业研发投入较低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正外部效应增强或负外部效应减弱而提高；与此相反，当行业研发投入较高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正外部效应增强或负外部效应减弱而降低。第二，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负，则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分别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单调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在竞争均衡的企业效率方面，研究结果表明：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正，竞争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负，则竞争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高于社会最优水平。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基于异质型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检验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尚不完善,重融资、轻回报现象严重。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但提高了股票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进一步地,在将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抵制型和压力敏感型之后,检验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影响股利政策中起到不同的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资本市场监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意愿的作用机制——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为样本

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探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意愿间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来自国内知识密集型服务业426名员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③进一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发现，工作—能力匹配度高的员工更倾向于在组织创新氛围的感召下形成积极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进而激发其创新意愿。该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和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在服务创新领域的应用，还为管理者有效激发员工创新意愿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CVC投资模式对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公司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通常发生在技术变革快速、竞争激烈的行业。大公司利用CVC，可以获取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识别新机会和发展商业关系，在实现公司技术创新绩效战略目标的同时提升财务绩效。由于投资动机、组织者背景和机制等不同，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同CVC投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基于CVC投资模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设，并以CVC比较活跃的腾讯、阿里巴巴等12家上市公司2013-2018年参与的918个CVC投资事件为样本，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就CVC投资模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CVC投资模式对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②联盟模式对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显著优于附属创投和委托投资模式；③大公司应结合自身资金、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应的CVC投资模式。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均衡分析

在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有关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规律,建立了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二元成本均衡分析理论模型。据此模型直观而定量地分析、解释了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方式的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与国际市场交易规模的均衡条件。结论如下:利用母公司拥有的无形中间产品的国际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充分获利、借助外国资源禀赋优势为国内母公司供给大量的有形中间产品,是企业跨国经营的原因和方向;权衡两类相关成本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总相关成本、追求最大相关利润,是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方式选择、国际直接投资均衡的动力和依据。     

日本大学衍生企业协同创新研究及其启示——以iPS Academia Japan公司为例

协同创新已成为大学衍生企业创新发展的一种趋势。通过阐述日本协同创新政策,介绍日本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现状,并以日本iPS Academia Japan公司为例,分析其协同创新的机制及成功之道,总结其协同创新模式。由此,对中国大学衍生企业协同创新的启示主要体现在融资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管理等方面。     

子公司自主性、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投入

随着子公司发展与角色转变，子公司战略实施与组织结构变化会对组织响应产生影响。以2008—2019年我国A股民营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子公司自主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公司自主性水平提高能够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在子公司自主性与创新投入间起中介作用；随着行业竞争水平提升，子公司自主性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职业背景越丰富，子公司自主性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子公司自主性的作用与边界，证明了子公司拥有自主权的优越性，可为母子公司双向治理实践提供经验证据，为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为民营企业积极创新提供新途径。     

多主体参与的服务创新模式管理研究——基于IBM案例的分析

在现代服务创新中,越来越多的创新参与者,包括顾客、供应商、员工和管理者等都参与其中,这种多主体参与的服务创新模式在实践中越来越受企业所采用.本文在探讨该创新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多主体参与的服务创新是一种基于服务特征导向的创新模式,是一种以企业为主导的资源内向整合的开放式创新活动.在对该模式的管理实践中,IBM公司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本文通过对IBM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IBM公司在对多主体参与的服务创新管理中,其成功之处主要在于有效调动各种创新资源参与创新的积极性、正确引导和管理参与者在创新中的行为、充分发挥网络虚拟组织在创新中的作用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管理难度和成本较大等问题.本文的研究为提升现代服务企业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采取更高效的服务创新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启示借鉴.     

业绩考核制度如何影响央企现金持有?——基于《考核办法》第三次修订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十八大后推行的业绩考核办法优化修订为准自然实验,选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2013年新的《考核办法》实施对中央企业的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不受该制度影响的民营企业相比,新的《考核办法》显著正向提升央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这一结果均通过平行趋势、控制组调整、变量替换、PSM-DID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通过机制分析发现,业绩考核制度通过发挥抑制央企因超额持现所诱发的过度投资而提升央企现金持有;进一步地,业绩考核还促使央企权衡增持的现金资源二次配置策略,缩减超额持现的股利支付且转而将其用于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中央企业现金持有价值。上述结果意味着,业绩考核制度既可以抑制过度投资的无效耗费行为促使央企增持现金,又将增持现金用于“多创新,少股利”的长期价值创造权衡配置,优化增持现金利用效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这为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央企业高质发展和国资监管体制建设而进行改革的政策预期效果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为进一步全面深化国资监管、积极深入推进业绩考核制度优化修订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基于复合实物期权的公司流动性定价研究

公司流动性是指公司或企业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它除了账面价值外,还含有某种潜在价值。对公司流动性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估,对于投资者、公司管理者等各方都非常重要。采用实物期权理论对公司流动性进行定价。是目前公司金融理论的前沿课题。这方面的研究不但可以打开对公司流动性认知的新视野,还可以促使我们通过了解公司持有的流动性所蕴含的价值,进而对整个公司价值进行真正正确的评估。本文首次揭示了公司流动性的复合实物期权性质,并用复合实物期权二叉树模型进行了公司流动性定价的尝试,为公司财务管理决策提供了一种量化的工具。通过使用复合实物期权模型,我们得到了公司流动性复合期权的价值,这个价值不但大于流动性持有的机会成本和其最初时刻的静态价值,同样也比常用的NPV法算出的项目价值大。多出来的价值就是考虑了流动性复合期权的结果。     

The recourse rule,regulatory arbitrage,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November 2001, regulators finalized the “Recourse Rule.” The rule lowered risk weights, and therefore commercial bank holding company capital requirements, to 0.2 for holdings of AAA- and AA-rated “private label” securitization tranches, created by investment banks and securitizing commercial bank holding company subsidiaries; risk weights for A-rated holdings equaled 0.5. The rule’s aim was to encourage securitization, but not risk-taking. Regulators indicated that the rule would apply to larger holding companies, without identifying them. Using bank holding companies with subsidiaries that commented on the proposed rule-makings as a treatment variabl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from a fully flexibl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ndicate that treated banks increased their holdings of the highly rated tranches relative to total assets, while other holding companies, on average, did not. Holding companies with greater highly rated tranche holdings also experienced greater increases in risk after Q1 2008, which suggests that poor performance may have been unanticipated.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