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前瞻性治理特征

新兴技术这柄“双刃剑”虽然给国家带来新发展动能，但也同时引发诸多社会风险，如何化解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成为新兴技术治理面临的难题。前瞻性治理研究为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提供了一些思考，但是相关研究较为分散和模糊，相关经验难以奏效。运用文本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聚焦治理主体、过程和结果3个要素，提炼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前瞻性治理特征，并在中国情境下检验其适用性。结果表明，公众参与结果纳入既定政策议程、否决权、新兴技术公众参与法律法规等前瞻性特征得到专家一致认同，认为它们是新兴技术社会风险化解的必要条件。研究结论对提高新兴技术社会风险治理绩效具有一定理论启示。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其面临的新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风险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从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情况出发,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指标主要应当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舆论风险六大方面。在新时期、新阶段,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还应注重网络舆论力量凸显化、生态危机加重化、外来人口隔离化、社会不满情绪普遍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等新问题的产生与变化发展。社会风险的应对不在于事后压制与处理,而在于事前预防与疏导,因此,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处于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时期的中国意义重大。     

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重塑

高科技社会衍生“人为风险”，西方发达高科技国家倡导新型风险沟通，而后发场域由于系统落差，呈现出迟滞型风险沟通。通过构建全球化高科技风险社会、全球本地化风险沟通的新分析框架，发现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面临着风险的社会放大、气泡结构、路径互动阙如、手段叠加、目标战略缺失、过程碎片化等迟滞困境。通过创新理念、吸纳型风险沟通、复合式路径、平衡化手段、连续统、政府学习和政府职能的“七位一体”再造，可有效重塑高科技社会我国风险沟通，推进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社会风险及其规避路径

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领域最具前瞻性和先导性的高新技术,它的迅速发展深刻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引发诸多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因而,必须对人工智能进行多维审思,理性对待,以道德规范和制度建设来规避其风险,确保人工智能顺利发展。     

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过程受技术自身及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通过构建"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机理。第一个阶段从"技术本体"和"人与技术交互"两个维度分析新技术风险的内在形成机理,构建"二维三点"研究范式,揭示新技术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强调技术风险存在的必然性。第二个阶段提出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触发机制,探讨技术风险通过社会放大效应引发社会问题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论证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机理研究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过程受技术自身及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通过构建“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机理。第一个阶段从“技术本体”和“人与技术交互”两个维度分析新技术风险的内在形成机理,构建“二维三点”研究范式,揭示新技术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强调技术风险存在的必然性。第二个阶段提出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触发机制,探讨技术风险通过社会放大效应引发社会问题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论证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归因及治理体系研究

人工智能在迈向产业化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独特的创新生态系统，但同时也会引发风险危机和治理挑战，给创新生态系统稳健发展带来极大隐患，亟需对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进行深入探讨。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风险治理议题，根据风险诱发属性，将其归结为内生性风险（数据风险、算法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算法歧视、算法滥用），并围绕治理主体、治理原则和治理路径3个方面建立风险治理体系，系统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创新生态系统的风险治理主体构成以及形成的多层次群落结构，分析和归纳出风险治理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并详细揭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的具体治理路径，旨在为降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升级提供理论指导和有益启示。     

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研究

新兴技术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问题,防范和化解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内容,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研究,以高效治理范式促进新兴技术良性发展和科技创新事业向善而行。通过阐释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剖析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具体样态、生成缘由和管理问题,运用协同治理范式,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过程和治理范围出发,提出新兴技术伦理风险协同治理实施路径,为有效应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风险问题,着力提高新兴技术伦理风险治理效能,大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国家高效生态经济战略区“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评估

选取黄河三角洲国家高效生态经济战略区为研究区,利用SBM模型测度“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水平,并引入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检验社会风险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黄河三角洲“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水平总体上呈倒“U”型变化;地区之间的社会风险水平存在“收敛”特性,而在社会风险水平的层次聚类结果中,不同类型的聚类区域社会风险水平的驱动诱因存在差异性;空间尺度下,地区间社会风险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由负转正,区域失衡性明显,冷热点变化趋势揭示出“垃圾围城”引致的社会风险水平具有“渤海湾极化”现象,虽然冷点与次冷点总体数量相对稳定,但呈从冷点向次冷点转变的趋势,形成了由渤海湾向内陆梯级递减的空间辐射结构。     

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逻辑

农村社会风险问题错综复杂,其治理过程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因此,应该对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明晰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五个基本逻辑:整体思维、生存伦理、发展导向、全面反思和以县为主,以便理清农村社会风险治理实践的思路,提高农村社会风险治理的效能.     

金融发展中的科技风险研究

科技对金融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通过分析科技风险对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指出科技风险在金融领域具体表现为资产定价失误、科技超越理性,以及网络传染性。针对科技风险对金融发展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认为需从源头上防范科技风险,在科技使用过程中控制科技风险,以及在科技风险发生后及时应对,从而使得科技进步真正为金融发展服务。     

颠覆性技术关注方向演化研究

关注颠覆性技术创新方向演变对于构建颠覆性技术“发现—遴选—培养”机制，挖掘重大颠覆性技术选题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三螺旋协同性测度模型量化政府、产业、学术界3类主体对颠覆性技术关注方向的协同程度，构建颠覆性技术行动者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解析网络结构形式下政、产、学三方关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耦合方向，探究高度耦合技术方向的演化特点。最后，获得技术关注方向协同性、技术关注耦合方向特征、技术关注方向耦合时间时序特征、技术关注方向耦合机构特征、高度耦合技术方向演化特征5个方面的结论。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要素模型与演化

实施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机构、制度及周边环境要素的总和构成技术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的相似性。技术创新系统是一种耗散结构系统,具有开放性和目的性。企业的技术创新系统可分为三个亚系统,即输入亚系统、生产亚系统和输出亚系统,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有序的流动,顺畅的物质流、能量（价值）流、信息流是技术创新系统稳定的基础,创新系统具有稳定性和平衡性的特征。技术创新系统也将遵循产生、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系统演化的结果一是系统衰亡或被新的系统所代替;二是在旧有的生态系统中孕育新的生命使原有的生态系统升级。以生态学的观点探寻技术创新系统及其演化规律,将能为研究技术创新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技术社会实验的理论起源与实践应用

现代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知识的不完备性等,使得实验室研究不能够完全验证技术知识的正确性,导致技术的社会引入呈现出明显的实验特征。技术社会实验是新近产生的、用以处理新技术不确定性、潜在危害和收益问题的理论。通过述评技术社会实验理论提出背景、追踪理论起源、阐述技术社会实验的基本特征、分析代表性研究案例,研究揭示技术社会实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及对我国新兴科技创新治理的重要启示。     

技术进步的“体现观”与技术收敛测度指标构建

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动力作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区域间技术收敛是实现区域间经济收敛的必要条件。文章从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的分类出发,剖析了外生与内生、体现式与非体现式、资本偏向和劳动偏向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给出了技术收敛的测度指标体系。文章认为,当前关于技术内生和外生的研究并没有与技术进步的"体现观"结合起来。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所指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非体现式的技术进步。内生增长理论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主要是体现在资本或劳动力中的技术进步。所以,技术收敛的分析应该在经济收敛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中的技术和没有体现在要素中的技术,建立相应的测度指标体系。这种测度技术收敛的方法与一般性的技术收敛测度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对相关的产业技术政策、人力资本流动政策以及产业转移等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技术创新视角下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与治理研究

为探索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融合及治理机制，从技术创新视角切入，以海尔HOPE平台生态系统和BuiltIn平台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多级编码和案例研究，分析技术创新对两个平台生态系统形成及融合过程的作用与影响，并对两个平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技术互补性、技术溢出效应及技术创新市场需求对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有促进作用；②技术创新流动促进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间联系由单一方向转变为多边方向，从而强化平台生态系统融合；③平台生态系统治理包括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阶段，技术创新吸引及平台生态系统成员参与感的形成等，能够有效促进平台参与者关系交互和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据此，提出平台生态系统管理启示。     

在位企业非连续性技术变革的技术代际桥研究

非连续性技术变革给在位企业带来巨大挑战，要求在位企业克服新技术研发困难和自身潜在惰性进行积极响应，在与新进入企业市场竞争中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化解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威胁。整合社会网络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及创新管理理论，以65家汽车综合型整车在位制造企业为样本，通过搭建发明家桥、合作研发桥、混合技术桥等3个维度的技术代际桥，探讨在位企业如何在维持两代技术阶段性平衡的前提下提高新技术创新绩效。结果发现：发明家桥与企业新技术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合作研发桥和混合技术桥对企业新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旧技术创新绩效负向调节发明家桥与新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研究旨在为在位企业应对非连续性技术变革，提高新技术创新绩效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