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创新效应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基于2001-2011年中国1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实证考察制度因素对于FDI创新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创新效应有推动作用;不考虑制度因素,港澳台来源FDI的创新效应为0.028,其它来源的创新效应为0.15;考虑制度因素时,港澳台来源FDI的创新效应达到0.45,其它来源FDI的创新效应为0.18;不同制度对于不同来源FDI创新效应的影响存在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再考察——基于外资来源和行业差异视角

基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效应存在巨大差别,FDI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降低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进一步分析表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港澳台投资和外国投资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港澳台投资具有负面的环境绩效,而外国投资对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具有改善作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分析不同行业的外商资本金构成情况,发现不同来源的FDI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存在差异。FDI的质量和行业分布差异,导致FDI对不同污染物产生不同的环境效应。论文为学者们关于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和环境治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制度因素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理论刻画制度因素对FDI溢出效应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的制度因素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根本性力量。中国的制度因素制约了外资企业的溢出潜力,限制了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在这内外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影响了FDI的实际溢出效应。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有力地支撑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制度因素变化的条件下,FDI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但是腐败控制、经济自由、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均有助于促进FDI的技术溢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港澳台资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影响,但对其他外资企业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加强腐败控制也显著地促进了国有企业吸收FDI溢出效应。因此,加快中国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FDI的溢出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电子工业子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1999—2002年期间该行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我们发现FDI尤其是来自港澳台的FDI和规模经济对出口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发现国有资本份额与出口负向相关,而资本密集度、研发和人力资本并不是影响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重要因素,表明中国的电子企业大多仍处于国际产品分工链的低端。本文有两个原创性贡献:第一是区分不同国别(地区)FDI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的差异,并发现港澳台地区资本较西方国家资本对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影响更大;第二是发现劳动力成本水平因素影响FDI对出口作用程度的大小。这些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双向FDI协调发展、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基于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研究

利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0—2020年数据，在中介效应中考虑调节效应，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探究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不考虑环境规制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直接效应；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通过绿色创新抑制环境污染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在沿海与非沿海地区中介效应具有异质性。考虑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发现环境规制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调节作用明显，同时环境规制会影响绿色创新对环境污染的作用，而对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影响。因此，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环境规制，发挥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继续扩大沿海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同时，改善非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扩大FDI规模，促进绿色创新对双向FDI协调发展抑制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中国制度因素对FDI的影响分析

在Helpman Elhana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将制度积累划分为强制型制度变迁积累与诱致型制度变迁积累两种机制。结合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多个制度因素指标及经济发展面板数据,通过引入一阶序列相关系统广义矩阵,对FDI流入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分析。研究表明制度对FDI的流入具有正向效应,其中政府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有利于FDI的流入。     

基于FDI异质性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检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即FDI)作为技术国际化载体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因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就包括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收集了中国近年的关于FDI在中国的产业分布,来源地结构,FDI进入方式等数据分析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总结了产生FDI溢出效应的主要渠道以及影响FDI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FDI溢出效应的结果依赖很多因素,东道国特征与FDI特征都会影响FDI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大小以及符号。特别是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地区／行业的特征以及东道国的制度以及FDI自身的一些特征都是FDI溢出效应是否存在、是否显著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影响方式复杂,目前还很难就FDI溢出效应对本地企业的影响得出一个一致、可信的结论。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一个区位优势分析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和误差纠正模型,检验了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因素还没有形成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优势;非制度因素中的市场规模、第二产业FDI、人均收入水平等是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重要区位优势。为此,文章在政策建议中指出中国应在改善服务业利用外资制度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区位优势,培育新的区位优势,吸引FDI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     

FDI溢出效应、创新活动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源积累以及FDI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技术进步产生正向的影响。当区分行业中不同的产权组织形式后再进行检验时,结果差异很大,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积累而非科技创新投入,FDI技术外溢效应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不利影响;而三资企业中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来源于FDI技术外溢效应,而不是来源于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积累。     

中国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我国FDI区位选择因素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内,考虑第三方效应并从城市角度进行的研究还少有涉及。本文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三国效应"理论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对1985—2005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区的15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发现全样本154个城市的FDI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周边城市的FDI增量可以增加某城市的FDI流入量,周边城市的市场规模越大某城市的FDI流入越多,各城市的FDI流入也受到周边城市FDI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对三大地区内部、三大地区之间及长、珠三角与三大地区之间等不同子样本的FDI空间效应的检验,发现东、中、西部地区FDI的主导类型分别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受限的集聚垂直复合型和水平型。     

基于面板数据SDM的长江中游城市群FDI决定因素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城市1991—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对影响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因素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发现:①FDI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但有随时间弱化趋势,空间相互作用不可忽略;②从总体样本结果看,各因素对城市FDI区位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③近20余年来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呈阶段性演变特征,市场规模和外资集聚经济一直对城市FDI区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并有增强趋势,工资效率、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初期阶段作用不明显或者呈负向影响,但后期转为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化因素初期显著但后期不显著,基础设施因素在所有估计样本中不显著;④各因素对FDI区位表现了不同的空间效应,部分因素的空间作用对FDI区位具有重要影响。     

FDI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将FDI的溢出效应分为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利用1995—2012年中国5大高技术产业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两者对创新追赶绩效中的产品创新绩效和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考察知识创新绩效作为内生变量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市场竞争效应对本土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的提高不存在促进作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并且通过作用于吸收能力而间接促进本土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升;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知识创新绩效对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FDI的双重溢出效应对创新追赶绩效的影响机制存在产业差异。     

环境因素如何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

从Caves（1974）开始,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外溢效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然而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并没有获得一致结论,这使得学者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各种因素。可以将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因素分为环境因素与企业因素两类。本文围绕环境因素,将现有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类与回顾,包括吸收能力、技术差距、空间距离、市场竞争、开放程度等。本文的研究表明FDI技术外溢效应受到很多作用力完全相反的因素影响,因此对于不同研究对象,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这需要我们更加细致和具体地研究。在机理分析上需深化对影响因素相互作用时的预期效应的研究,在实证分析上需针对目前还没有被实证检验或结论仍模糊的因素的研究;同时,实证研究的科学性需建立在合适的数据集和合适的实证方法之上。对国内研究来说,则需要加大企业层面（动态）面板数据的运用。     

中国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连乘变量的分析

文章借鉴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2004年～2006年间13个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服务业FDI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且产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独资FDI、港澳台FDI、外资控股程度和外资企业规模等具有正面影响,而合资FDI和其他外国FDI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服务业FDI流入影响因素研究

该文以中国服务业FDI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法,从整体和细分服务业分别探究中国服务业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并在细分行业内比较考虑异质性前后变量显著性的变化及对各细分行业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服务业FDI的流入受制造业FDI、基础设施水平、劳动力成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变量的影响;(2)各细分行业FDI流入的影响因素与整体服务业FDI流入的影响因素不同且因行业而异。细分行业中企业异质性能显著的影响除金融行业外的其他四个行业的FDI流入。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存在多种途径,东道国自身吸收能力、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当地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东道国企业研发水平、东道国金融市场效率等因素都将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提高我国引进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需要调整我国利用FDI的战略和政策;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优化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FDI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证据

长三角地区—直是中国吸引外资较多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发展受外资影响较大。利用长三角地区2000--2009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对FDI对该地区产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影响是双向的,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且挤出效应明显大于溢出效应;企业性质的不同,FDI所带来的效应也不一样,国有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明显而非国有企业的FDI挤出效应显著。因此在拒绝盲目引进外资的同时,注意提高本土非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增强外资的溢出效应是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