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财政改革原理

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环节,30多年财政改革之中蕴含着政府以目标为导向的决策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双重目标约束下,财政体制与政策内生于财政—政府框架之中。从实践历程看,中国财政改革经历了双重目标主导以及经济增长主导的两个阶段。在目前的经济增长约束主导期,其决策逻辑及偏好使财政制度及其改革逐渐呈现出资源配置失衡的路径。对失衡问题的解决要从改变政府决策逻辑及偏好入手。     

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与过渡金融

基于人文社会学角度对中国改革至今所带来的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以及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笔者认为，伴随我国社会结构从同质体向异质体转变，社会人际关系也将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演进：配合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这一时期的金融制度结构和金融制度安排也呈现双轨特点。同时，以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标准来评析过渡金融的制度绩效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本研究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论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例证，本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结论是，在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异同及其绩效

东欧、俄罗斯、中国等原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转轨，备受理论界的关注。转轨实践的共同性与区别，转轨的绩效等问题，是中外学者讨论的热点，问世的成果不少，但争议很大。这说明．对转轨经济的研究既重要，又复杂。本文首先在分析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起点的同步性和方向的一致性的同时，重点探讨政治选择尤其道路选择的重大差异，并着力透过外在的表现形式揭示差异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制度生成和现实产出这软硬两类指标，既从静态又从动态的视角，努力对东欧、俄罗斯以及中国的转轨绩效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     

俄罗斯经济转轨特点的制度内生理论解析

自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转轨一直是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因、特点及绩效等问题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可以分为两阶段,即叶利钦时期的激进式改革阶段和普京时期的渐进改革阶段,而以制度内生理论为工具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两阶段的经济改革的绩效差异主要是由制度差异造成的。     

奖章与陷阱:渐进转轨中的腐败

中国在197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得到迅速的改善和提高，但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同时，市场化的推进并未能遏制住腐败的扩散，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通过分析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本文对此作出了解释。与其他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既促成了经济的迅速成长，也引发了普遍的腐败问题。它们包括：经济决策的地方分权、双轨制市场化和集体所有的产权形式，这些要素既提高了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也促使许多官员以腐败的形式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以“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央政治权威的稳定性有助于减少官员在抽租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外，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对腐败可能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市场化通过培育新型的企业家阶层促使大量资源由市场配置，这有助于减少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了经济中的租金总量，这成为诱发寻租行为的因素。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改革。发生在中国的现象可以归结为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     

金融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随着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种更加明显甚至是必然的趋势。这一趋势对经济转轨国家利弊兼具，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经济转轨国家不仅要直面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而且要承受金融全球化与其经济互动所产生的双重效应。如何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和加速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并正确选择金融改革的有效路径，这是经济转轨国家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各具典型意义的经济转轨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金融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的联动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金融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以及两种转轨路径下的绩效问题。     

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关系特点和协调思路

经济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也是转轨时期经济关系的核心。经济体制是由经济利益关系所构成的制度安排,经济转轨的过程就是社会中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构过程。中国经济转轨过程是推进制度变革的过程,也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全面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过程。因此,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本文研究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论证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通过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例证,本文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结论是,在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不同宪政秩序下的转轨路径与转轨绩效--"北京共识"的内涵与应用

文章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文章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效益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选择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这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