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制度创新，实现经济与环保的共生

本文从制度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的成因,指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由于环保及相关产业制度设计不当导致的。通过改革现有制度,在制度中引进对称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可以有效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生。本文还提出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对策建议。     

浙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分析

目前我省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是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文根据博弈论的知识，探讨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提出了要致力于建设符合各博弈主体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协同合作机制，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     

宁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近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市场经济为依托的发展。市场制度的有效性无疑已被近年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所证明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在逐渐耗竭，人类与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不断恶化；生态平衡系统遭到破坏，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困惑和矛盾也越来越多。概括宁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有4个。     

民营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策略

本文从制度角度分析了山西大同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指出了民营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由于环保及相关产业制度设计不当导致的,论述了民营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辨证关系,阐明了环境保护必须从源头控制的战略意义并对民营企业与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中国环境税制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实施环境税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介绍了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分析了中国环境税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税费政策,由于存在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现有涉及环保的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单一等问题,其力度和系统性不足以形成对环境的保护。并对中国环境税制度建设对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在将部分排污费改为环境污染税,征水污染税、二氧化硫税和垃圾税,使其成为中国环境税的主体税种的基础上,调整现行资源税和消费税,构建中国环境税收体系的对策。     

西部经济开发与环境的关系及和谐模式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矛盾而又相互统一。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谐的模式,本文通过分析西部开发对自然环境及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的改变对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得出经济发展与环境呈正相关的因果关系,通过对目前经济开发与环保之间现有模式的分析,构建了经济与环境并重和谐发展的模型。     

从环境保护看商业秘密制度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越来越得到大家关注,环境保护成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技术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旧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与环境保护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则需要对商业秘密进行权利限制,制定相关的规定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     

城市环境保护的制度创新研究

城市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实现对城市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由于相关制度安排的缺陷，现存社会经济体系对城市环境资源的配置出现了低效率，城市环境问题随之产生。因此对环境资源配置制度进行创新是城市环境保护的关键，基本思路包括明确城市环境资源的产权、建立环境保护的市场竞争机制、发动公众参与和创新城市环境管理制度等。     

从环境保护看商业秘密制度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越来越得到大家关注，环境保护成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技术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旧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无法完全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与环境保护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则需要对商业秘密进行权利限制，制定相关的规定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     

论生态环境治理的特征

环境保护制度是一项政府管制制度，它可以在适度的范围内获取最大效果，但这种效果是有限度的，这不仅因为环境保护制度本身会存在缺陷，而且政府管制本身也有失灵的地方，这种失灵甚至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严重和更可怕，因此，对于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最终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只有凭借社会力量，才能使环境保护真正发挥出社会自主力量，通过政府，市场与公民的共同努力，并辅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政策措施，才能确保环境保护制度真正趋于成熟，实现环境，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的目标，本文就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供给及其政策取向

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态势是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局部生态环境仍有恶化的趋势。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供给和政策取向是在基础性的制度供给方面建立"经济发展成本内生"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质量型低成本运行的国民经济体系,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     

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

水源保护区作为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出发,运用外部性理论对水源区农业生产活动方式与经济效益、环境效益间的关系及区域内农民、区域外社会成员、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探讨,并通过水权理论提出了解决水源区生态保护外部性的途径。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思考

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的生态理性基础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危机是我们面对的矛盾现实境况,然而既有的人类生态理性无法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反思唯经济发展的政策理性和物质中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地球环境是人类的整体性利益,人在自然界中的利益份额应该设定边界,认识到自身对于自然力量的卑微地位,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始终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等基本观点,为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支持。     

交通发展、要素流动与企业创新——基于高铁开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交通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创新则是经济增长最为持久的动力。本文利用高铁开通的外生冲击检验交通条件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促进当地企业的创新投资。进一步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高融资约束、高科技行业及民营企业当中。同时,主要的影响渠道包括技术人才的流动、信息环境的改善和融资约束的缓解等。这表明,交通改善有助于加快区域创新要素流动,促进企业创新的投入产出活动。     

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以北京为例

环境问题伴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本文依据2000-2010年北京市经济、人口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模型,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北京市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却持续下降,这主要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宣传教育等因素相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关系的数学模型可表述为E=β0Y-Y2.同时,为北京市进一步促进经济、人口、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陕北地区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初探

陕北地区位于我国生态脆弱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是区域发展的两大目标,二者长期难以协调,影响到陕北地区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是该区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以互动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结合陕北地区延安市西北部吴起县的生态建设模式,从互动发展的角度提出了陕北地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的对策。     

伊犁河流域综合开发的国际合作

遵循联合国宪章、国际水法,履行合作开发权利和义务,协调并满足各国的用水利益,是伊犁河流域水资源分配、利用及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哈两国利益冲突的焦点:水资源短缺与用水不断增长的矛盾;水资源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水、用水不均及相关利益协调与补偿等。中方大规模水土开发、水利水电工程,特别是向南北疆跨流域调水将改变流域水资源的分配格局和利益分配模式。在国际合作层面,中哈石油合作对实现两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及区域安全等根本利益具有重大影响,伊河开发应服务于中哈能源合作,与中哈两国区域一体化战略保持一致。     

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分权与激励的视角

政府分权是实现我国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分权为逻辑起点,以制度-结构-行为-绩效为分析框架,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认为,在分权激励下,地方会展开“中国式的政府竞争”,并过多的保护资本,而忽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的产权。非均衡的产权制度在经济发展前期能够实现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随外在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在原有的激励模式下,“包容性增长”被“排斥性增长”所替代。在缺乏公众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因此,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