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基于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视角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能源消耗强度分解为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两个因素,并测算了1994-2006年我国制造业中能源消耗强度中两个因素的变化情况,分析了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提高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强度在不断下降,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综合影响。两者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都有正面作用,同时,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作用略大于产业结构调整作用。     

中国工业化中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因素分析--基于分解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耗强度进行分解,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80年以来,中国能源使用效率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能源消耗强度仍然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主要是各产业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结果,相对于效率份额,结构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也少得多,除了少数年份外,产业结构的调整对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作用是负面的。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影响因素——基于费雪(Fisher)指数分解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费雪指数分解模型从产业层面考察了我国能源强度指数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诸因素中效率份额的贡献占绝对主导,结构份额的影响较少,产业部门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耗强度的累计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从时间演变的角度看,能源强度下降幅度呈现明显逐年放缓趋势,产业部门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提高的影响逐年减低。(2)1981—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ΔTFP)每提高1%,能源消耗强度(ΔI)相应地降低约0.33%。作为决定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和长期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导致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下能源强度不断降低现象的发生。     

中国生产部门能源强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中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费强度分解的基础上,利用Fran觭ois Lescaroux(2008)的方法、matlab数据处理软件对2001—2010年8个生产部门能源消费数据集中研究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业结构等要素分解模型。通过因素分解,重点分析可再生能源逐渐替代耗竭能源过程中对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可再生能源迅速增长减缓了能源强度的下降,而主要支持能源强度下降的还通过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而产业结构变动在一些时期是能源强度下降的因素,在有些时期为能源强度减缓下降或上升做出贡献,其影响并不固定。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降低中国生产部门能源消费强度的对策建议。     

中国GDP能源消耗强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解析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能源消耗量不断攀升的同时,GDP能源消耗强度却呈下降态势。本文对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因作了解释。首先采用因素分析法分解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结果显示效率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的下降起着主要作用,结构份额中的第一产业降低了能源消耗强度,二产重型化提高了能源消耗强度,二者抵消,结构份额对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不明显;进一步对影响能源消耗强度中的效率份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外开放程度和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是导致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使中国的能耗强度仍然处于偏高的水平。     

异质性能源消耗强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解——基于四川省可比价能源投入产出表

基于2002—2007年四川省可比价能源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四川省6部门的异质性能源的完全能耗系数的变化趋势;采用因素分解法,将能耗强度总量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直接能耗变化、产品技术变化和最终需求结构变化,并分析了不同因素对能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2002—2007年间,除农业外,其他产业部门的煤炭完全能耗系数均呈下降趋势;除了建筑业的天然气完全能耗系数呈上升趋势外,其他产业部门的该系数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最终需求结构变动促使各类能源的消耗强度总量呈正向变化;直接能耗变动是影响4类能源的消耗强度变动的最主要因素。     

环保投资对中国SO2减排的影响——基于LMDI的分解结果

本文使用对数平均的迪氏分解法（LMDI）,将二氧化硫（SO2）排放强度降低的技术效应分解为能源消费结构效应、能源消耗强度效应和污染排放处理效应。研究发现,1998-2009年,中国SO2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归功于污染排放处理效应,其次是能源消耗强度效应,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的贡献最小,甚至是反向的,这说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SO2减排主要依赖于末端治理和过程控制。本文还检验了2005-2009年中国30个地区环保投资对技术效应分解结果的影响,发现环保投资对能源消耗强度效应、污染排放处理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能源消费结构效应的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节能效应计量——基于1987-2007年的投入产出分析

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耗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本文首先回顾总结了1952年以来随着产业结构演进,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变化的总体和阶段性特征。然后将1987—2007年作为样本期,以投入产出方法为基础,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节能效应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1987—1997年期间,产业结构变化因子是促使能源强度降低的因素之一,而在1997—2007年期间,产业结构变化因子却成为促使能源强度上升的唯一因素,正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化的逆向影响,致使1997—2007年的能源强度下降甚微。由此可见,未来中国节能减排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能源强度变动与技术效率的结构演变——基于四川的统计数据

能源强度反映了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倒数。从理论上讲,能源强度的变动可以归因于技术效率变化和产业结构演变,但对二者作用的实证研究结果理论界并不完全一致。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省能源强度持续降低,那么,技术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演变对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本文利用四川省的相关统计数据,用拉氏因素分解法分别验证了技术效率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四川省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贡献率,结论是技术进步对近十多年来四川省能源强度的下降起显著正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则起负效应,但负效应随四川省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呈逐步下降态势。     

上海市交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测算与分解分析

依据IPCC清单指南报告,以能源消耗为对象,测算2000—2010年上海市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以2000年为基年,采用LMDI分解方法,对上海市交通运输领域能源消费碳排量的变化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①交通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能源强度的下降起主要作用。能源结构对促进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②交通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其中人口数量和人均GDP始终表现为正效应,起促进作用;能源强度除2004年外均表现为负效应,起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始终表现为负效应,对减少碳排放有重要作用。     

基于MRCI的中国能源消费变动及驱动因素分析

如何减缓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是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重要课题。通过对投入产出分析原理和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量化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是主要驱动因素,而中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人口规模效应和人均生活能耗效应对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依靠技术创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控制人口增长、引导居民向低能耗方向发展有利于减少中国能源消费水平。     

中国能源利用效率、绩效及其障碍

中国政府将加快发展能源产业、坚持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能源消费总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能源利用效率却在不断提高。在中央政府政策的推动下,能源强度虽然呈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下降的速度明显趋于平缓,低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分析总结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变化的趋势和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对能源强度系数进行分解,发现能源强度变化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都有减弱的趋势,尤其是结构效应。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因素两方面,进一步探讨了阻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的原因。     

低碳经济的国际和国内影响因素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但在如何实现低碳发展问题上各国有不同的路径。从国际来看,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石油消费结构、煤炭消费结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从国内来看,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相关。     

Energy Consump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mperature in China： Evidence from PSTR Model

Since the 1980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an av- 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around 10%. Energy consumption in China has greatly in- creased as wel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mperature in China by adopt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0 to 2011.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studies, in this paper, we use a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PSTR） model to estimate the non-linearity relationship. Four different threshold variables including two lagged endogenous variables and two important exogenous variables have been considered. We find that energy intensity and the ratio of gross capital formation are suitable for the non-linearity model. The estimated elasticities of time dynamic indicate that energy consumption is income in- elastic and temperature inelastic. Elasticities of real income at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decrease, however, elasticities of temperature gradually increase after the year 1993. Last of all, we propose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1],测算2000—2011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从变动趋势、消费结构、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四个角度分析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京津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12年间均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津冀的高排放主要是由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碳汇合作机制。     

不同收入人口生活完全能耗差异分析--以上海为例

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法,分析上海2005-2008年不同收入人口生活完全能耗的差异。收入越高的人口,消费水平越高,生活更为高能耗,从而人均生活完全能耗越高。对私家车的购买和使用是导致高收入人口人均生活能耗与社会主体脱节的重要原因。对于非高收入阶层,随着收入增长,其生活能耗上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警惕其效仿高收入者的生活方式,加大我国节能减排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