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的抵消作用是反周期的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在中国背景下,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体外循环对商业银行正式融资渠道中的信贷政策是否具有抵消作用,该作用的程度在不同经济周期中的变化规律是什么。以1998—2006年28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我们分别估计了随机效应Panel模型和时变系数随机效应Panel模型,得到样本期内商业信用对信贷政策的抵消作用大约为17.2%,而抵消作用的程度具有同步性反经济周期规律。我们还特别考虑了商业信用的时滞性特征的影响,建立了一阶动态Panel模型,GMM-SYS估计结果表明,时滞性效应显著。控制了时滞性效应后的抵消作用大约为8.8%。我们采用了ROC方法和含有经济周期指示变量交叉项的动态Panel模型,严格地验证了抵消作用程度确实是反周期的。基于行业分类的稳健性分析同样也验证了抵消作用的存在及抵消作用程度的反周期性。     

信用对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超边际分析对信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机制进行形式化证明,然后利用包括32个OECD经济体与90个非OECD经济体在内的共122个国家或地区1997-2011年的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FD-GMM估计方法,并按照全部样本、OECD样本与非OECD样本的类型进行经验研究,最后审查了研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发现：静态面板模型下,信用水平与服务业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对全部样本、OECD样本、非OECD样本都成立;动态面板模型下,信用对服务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全部样本与非OECD样本中仍显著,但是在OECD样本中不显著;信用推动服务业增长的边际生产力随着信用存量的增加而递减;信用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且其边际生产力较高。     

全球经济周期趋同,亦或“脱钩”——动态分层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全球169个经济体1991—2013年的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数据进行估计,以探究全球经济周期相互依存度的动态演变过程。运用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将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三个组别的宏观经济波动分解为全球因子、组别因子、国家层面因子和异质性成分。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经济周期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强于对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明显与全球经济周期"脱钩"。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同性较为明显,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但也存在"脱钩"现象。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脱钩",但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所有权性质与商业信用融资探讨——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征据

本文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以国内上市公司2004-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获取和提供商业信用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所有权性质对企业商业信用使用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验证了上市公司面临的“金融歧视”现象.此外从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角度来看,非国有企业也提供了更多的商业信用.     

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近年来(1998—2003)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表明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呈上升态势。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和动态估计过程模型,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现有实证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造成结果偏差的缺陷。我们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同时,溢出效应、运输成本和自然禀赋也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存货压力和行业景气预期下,样本公司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进而导致商业信用水平提高;信用缺失进而对坏账损失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水平.     

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近年来（1998-2003）制造业行业集聚的趋势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表明样本期间中国制造业行业集聚呈上升态势。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和动态估计过程模型，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现有实证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造成结果偏差的缺陷。我们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同时，溢出效应、运输成本和自然禀赋也是影响行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对外贸易、FDI与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检验

本文采用跨市的面板数据构建Panel Data模型来验证对外贸易与FDI对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动态FDI能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静态FDI则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意味着要更注重利用FDI,发挥其对浙江地区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水平提高的积极作用.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基于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民营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纠正由于产权约束而导致的商业信用融资低效率配置。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配置。     

我国金融市场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周期跨国传导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在贸易强度和产业结构之外,金融市场一体化也日渐成为经济周期跨国传递的重要渠道。基于此背景,构建了2004~2012年间面板数据,分别采用OLS、固定效应和GMM动态估计方法,研究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多层次关系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间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存在差异,金融市场一体化、贸易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上升都将增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协同性,但是金融渠道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影响还没有出现,也就是说金融一体化的程度制约着发展中国家,其还不能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分散投资风险。     

公司债信用价差的固定效应研究

针对信用风险模型中的变量解释力普遍较弱这一现象,提出自变量的增加与改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际价差与预期违约损失之间"宽缺口"的假设,认为研究者对信用价差决定因素进行整体研究,忽视样本债券之间的个体差异是导致变量解释力弱的重要原因。通过建立信用价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验证,在保持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不同公司债券的截距项,并与混合模型进行对比。实证结果表明,即使变量相同,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解释47%的信用价差,远高于混合模型的15%。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信用价差之谜"。     

中国利率动态模型研究

本文对中国两种高度相关的利率的动态行为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第一种利率是政府利率,由中央银行决定和颁布,可以用一个单纯的可变波动率跳跃过程进行描述.我们给出了跳跃强度的估计,并且通过不同的检验证明它是稳定可靠的.跳跃幅度能够满足确保利率有合理范围的条件,并且体现出一定的经济周期内涵.第二种利率根据政府债券的交易价格利用样本估计法计算的市场利率.我们对市场利率的Vasicek模型和CIR模型进行了实证比较.检验结果表明简单的Vasicek模型表现最好.本文还对由于单位根问题引起的估计偏误问题进行了分析,一般方法和GPH方法都无法拒绝单位根假设.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商业信用渠道吗?——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笔者基于2004年~201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验证了商业信用渠道的存在,发现紧缩期商业信用替代银行信用支持了存货投资增长,从而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仅国有上市公司与银行依赖性较弱的公司中存在显著的商业信用渠道效应,这一渠道的传导具有异质性特征。     

企业规模对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根据商业信用产生的相关理论,可以得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和商业信用之间正相关,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通过建立主要受企业规模影响的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样本,运用独立样本的均值的T检验,文章证实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     

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经济趋同的分析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以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差异。文章试图利用详细的数据和Panel Data数据处理方法对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作出准确的估计。在考虑到地区间的先天禀赋差异和初始产出差异后,文章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绝对趋同和相对趋同的测量模型。结论是,在识别经济趋同现象时地区因素是一个关键变量,在经济增长因素中投资占有很大份量,而人力资本的增长与整体的经济增长没有必然联系,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