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会影响审计收费吗?

本文以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结果发现：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审计费用,且企业获得的环保信用评价等级越高,被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通过信息风险机制和经营风险机制降低了审计收费,即环保信用评价制度通过提高公司的环境信息透明度、缓解盈余波动抑制了公司的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使审计师收取了更低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环保信用评价与审计收费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法治环境薄弱以及信任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研究丰富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拓展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行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合理引导企业持续改善环境行为、助力审计师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等均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环保处罚促进制造业企业环保投资了吗

本文实证考察了地方政府环保处罚对制造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处罚可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混淆因素、随机因素干扰及其他可能的替代性解释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正向影响可持续两年。对可能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环保处罚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机制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基于社会/环境责任评价与企业再融资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环保处罚负向影响企业社会/环境责任评价,不利于企业获得融资以从事环保投资。截面异质性研究表明,上述结论主要体现在重污染企业或公众环保意识较高地区的企业,并不因企业议价能力产生显著差异。     

环境信用评价制度能优化商业信用资源配置吗

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的环境管理手段。那么，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有何影响？利用2014—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探讨了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环境信用较好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降低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这说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惩戒作用。原因在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提高了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进一步发现，当金融制度较差、行业竞争激烈时，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激励作用和惩戒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继续优化环境信用评价制度，以强化其对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惩戒作用。     

环保约谈制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本文将2014年出台的环保约谈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18年地级市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从城市和企业两个维度验证环保约谈制度对污染排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不仅显著降低了约谈地区的工业SO_2排放、工业废水排放以及雾霾污染,而且促进了约谈地区重污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即环保约谈制度产生了强波特效应。机制检验表明,环保约谈制度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优化治理结构两条途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且公众对企业的关注度越高,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越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对环保约谈制度比较敏感;环保约谈制度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环保约谈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呈边际递减趋势。本文结论为更好地落实环保约谈政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环保税费负担与企业税收规避：提升还是抑制

环保税费的征收既可能因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导致其开展避税活动(融资约束假说),又可能因增加企业的政治成本而约束其避税行为(政治成本假说)。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环保税费负担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总体上支持了政治成本假说的观点;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监督和社会关注是环保税费负担抑制企业避税动机的两个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环保税费征收标准较低的样本中,二者关系更为显著;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环保税费负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经验创新生态环保发展机制的研究

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经历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逐步转向"清洁生产"为主的污染预防管理模式。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环保制度、模式、机制及环境外交政策等经验,创新中国生态环保发展机制,建立全民参与环保行动的动态机制;经济与环境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生态环保发展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机制,对于促进科学发展有裨益。     

浅析建立企业履行环境义务的考评指标体系

企业环境义务概念的引入．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义务对于监督企业改善和保护环境而采取环保行为和评价企业环境冶理的效果．是一种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企业积极实施生产经营环保化．参与社会化的环保活动．努力改进自身的环保形象。     

浅议环保投资运营机制

环保投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在比较了中外环保投资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环保投资机制的建议。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尝试性地从股权结构与产权性质两大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占其总资产的比例偏低,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个体性差异;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比例分别与公司环保投资规模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与环保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他们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倾向;公司环保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产权差异特征,即国有公司比民营公司投入了更大规模的环保资金。本文的研究结论既为利益相关者了解当前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政府明确其环境管制政策的有效程度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丰富了企业投资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并拓展了环保投资的研究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环保约谈能否促进企业绿色投资

环保约谈制度是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所实行的环境执法监督新方式,对于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环保约谈所产生的准自然实验变化,以2013—2019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环保约谈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环保约谈所涉及城市的上市公司中,环保约谈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发现,环保约谈对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的企业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低及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研究结论从企业加强环保绿色投资决策的角度为环保约谈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的证据,这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环保约谈这一政策对微观主体企业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施更好的环境治理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区域比较视角

本文在比较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环保投资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就三大地区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地区的环保投资与GDP之间均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不管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是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投资效益都很低.为使三大区域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化,实现环保与经济增长的共赢发展,应不断完善环保投资制度,加大资金投入,提高环保投资效率并优化环保投资结构.     

论环保产业发展的驱动因素

本文通过对世界以及我国环保产业近２０ 年来发展历程的回顾,着重就环保产业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驱动环保产业发展的五大因素,即政府环境标准与环境政策、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公众的环境意识、环保市场需求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等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方法探析

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到位,以及行政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政府的信用形象。因此,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转变政府施政理念;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职责;推进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等制度建设;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净化社会信用环境,树立政府信用形象．为社会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论我国环保产业应对WTO的法律对策

在环境安全意识高涨与科技进步影响广泛的新世纪,国际环保产业发展迅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环保产业还比较稚嫩;加入WTO,无疑给我国该产业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WTO的游戏规则,适应国际化新形势,完善与贸易有关的环境立法、制订积极的环境产业政策、规范环保产业市场的有关制度与措施、健全环保产业宏观调控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及参与贸易与环境规则的制定,维护我国咨询环境权与环保企业的合法权益。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企业ESG表现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

企业ESG表现是评估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的综合性非财务指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替代性融资理论”,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降低了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