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

本文以两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为数据基础,在采用多重估计方法对流动性趋势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分解方法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构成进行分解。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的"倒U型"趋势,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都同时存在;约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子代,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在6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对代际流动性趋势构成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代际流动,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即由社会阶层分布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所引起的流动,是社会总量发展的结果;排序效应所引起的流动性水平次之;离散流动对总体流动性贡献不大。增长效应的变化趋势是总体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将增长效应从总体流动中剔除后,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变得较为平稳。     

信任的代际传递与青少年社会信任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了13～20岁青少年社会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显著存在,且整体上母亲的影响略大于父亲;不同群体的代际传递效应不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性别父母的影响,小学及以下的青少年的代际传递效应更强;父母信任的社会态度与较不信任的态度相比更可能发生代际传递,但父母信任态度不一致可能削弱这种效应;孩子对父母的信任程度可能影响到母亲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12岁以前离开出生环境的经历可能大大增强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     

市场化进程对中国代际流动的贡献

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能进一步丰富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并明晰代际流动的变化趋势.文章基于CGSS2008、CGSS2010和CGSS2012与市场化指数组成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对代际流动的贡献.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存在显著的代际继承现象,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系数为0.12.而2008-2012年间的市场化改革则对父辈影响产生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使父辈对子代的影响平均下降了0.8%.这说明市场化改革总体上是促进了我国的代际流动性.文章进一步使用MLMV估计、两层嵌套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回归系数较小反映出市场化改革所起的调节作用还相对较小,这说明继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将是中国未来应坚持的方向和政策取向.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资源代际传递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经济学权力范式的分析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资源代际传递又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大阻碍。本文借助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思想,引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源代际传递构建子代对自身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博弈行为选择模型。基于资源形成权力、权力决定利益分配的逻辑,阐释资源代际传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代际权力,即子代凭借家庭优势在资源竞争和利益分配时形成对他人的控制力或影响力。数值模拟发现制度选择对代际权力、社会产出和收入差距有较大影响,政府应着眼于预分配来缓解再分配压力,在子代进入市场前合理配置经济和非经济资源以缩小代际差异。利用资源调配权力制衡家庭代际权力,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环境。     

基于CFPS的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FP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10-2018年我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先增大再减小的趋势,中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M"型变化趋势,西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则表现为平缓下降趋势.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分层及其特点探析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坚持以身份制为核心的政治分层,群体内部同质性强,社会流动极为缓慢,呈现刚性社会特征;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早期,市场化方向改革坚持以职业为核心的经济分层,产生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群体内部分化加速,出现社会碎片化倾向,社会流动极为频繁;从90年代早期正式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资源配置出现重新积聚趋势,社会阶层开始定型化,社会流动有减弱迹象且流动更为规范有序。     

贫困文化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中的代际传递及影响

本文关注点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贫困文化在农民工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以及对于流动儿童的影响.作者对流动家庭及其生活环境、社会参与、流动人口个人心态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通过调查流动儿童的升学、就业情况,与父辈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的渠道和方面:个人心态以及价值观、家庭条件、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程度、社区环境等,并在对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抑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促进流动儿童向上流动提出合理建议.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persistent cor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s outcomes have long been investigated.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ose correlations. Educational policy changes ma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have witnessed a remarkabl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in China has weakened the advantage of cadres’ children in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and has strengthen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correlation. One explanation for these results might be that,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reform started in 1979, the cadre selection mechanism has placed more and more weight on candidate's education and abilities.     

Social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late 1980s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great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which have resulted in a sharp increase in income inequality.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by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Using the 1990 and 2000 Chinese Population Censuses, we employ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strategie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We find evidence of increasing parents–children educational correlations. Our results raise concerns regard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s high 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ducation is expected to be a barrier to equal opportuniti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ttainments and their future labour market outcomes.     

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的效率差异与对策——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的经验研究

公共教育经费的配置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各级次教育的经费投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经费配置的效率也不同。基于中国各地区数据的计量表明,各地区公共教育经费的配置方向与该地区各级次教育的效率优势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经费投入向义务教育倾斜,中西部地区则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倾斜,而东、中、西三大区域教育效率的优势却呈现出分别向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初等教育集中的地区差异。所以,中国公共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考虑各级次、各地区间的教育效率差异,主要思路是:保障基础教育,优化教育经费配置的级次结构;实现教育分工,优化教育经费配置的地区级次结构;重视中部地区,提高教育经费配置的公平水平。     

生育政策调整、退休年龄延迟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优缴费率

文章基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现实背景,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视角,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五种生育情景下不同退休年龄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进行测算,并分析降低社会统筹缴费率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1）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随退休年龄的延长而下降,随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提高。0％－100％符合全面二孩政策规定的妇女生育二孩,使退休年龄为60岁时的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降到191．8％－196．3％,使退休年龄为65岁时的最优缴费率降到107．7％－116．4％。（2）除了受生育政策和退休年龄影响外,最优社会统筹缴费率对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个人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社会贴现因子的敏感性也较强。（3）降低社会统筹缴费率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福利,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因此,文章为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缴费率的改革提供了依据。     

代际流动约束下生育率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国际检验

收入不平等问题和人口生育率过低问题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但目前理论界关于人口因素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很少从生育率视角来考察以及考虑代际收入流动在其中的作用.文章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考察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模型表明:在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假设下,一个经济体中生育率的提高会使穷人比重提高,进而拉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地,文章利用1970-2011年76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1)总和生育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如果每个妇女平均多生育一个孩子,将会使基尼系数增加0.025;(2)以出生率作为总和生育率替代指标的实证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不同生育率测算指标高度相关且可相互替代;(3)对于代际收入流动弹性越高、收入水平越低或生育率越高的国家(地区),其生育率提高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作用越大.文章关于生育率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的考察,对于我国如何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下寻求应对严峻的收入分配问题之策提供了国际经验和启示.     

教育融资体制对代际流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动态影响：基于OL G模型的分析

传统的代际流动性研究并没有对代际流动性的短期值和长期值作有效区分,也未考虑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不确定性,因而“代际流动性越高则不平等程度越低”这一分析结论并未在中国的现实中呈现。文章据此通过构建一个代际交叠模型比较分析了公共教育体制和市场教育体制下的代际流动性。模型动态分析发现：(1)公共教育体制下的不平等程度的长期值比市场教育体制下更低。(2)代际流动性短期值的升高并不总是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当社会受到某种剧烈冲击时可能发生两者同升同降的情况。(3)政府进行激进式的教育体制改革会使人力资本收敛速率发生跃升,并且使不平等程度的短期值和长期值都增大,而代际流动性则会在突降后在逐渐收敛到新的更低的稳态值。(4)人力资本积累不确定性参数值反映了个体不可观测的技能或先天禀赋,是影响代际流动性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因素。不确定性的突然上升会使不平等程度的短期值迅速上升,并且会使不平等程度的长期值达到新的高位,虽然代际流动性短期值也会迅速上升,但依旧会逐渐收敛到以前的稳态值不变。文章的研究有益于厘清代际流动性与不平等程度的复杂关系,也能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Tuition Fees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an increase in higher education tuit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We develop a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parental decision about the investment 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to illustrate the imp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rowing constraint. We consider the Chinese college tuition and subsidy reform around 1986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or identifying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reform on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by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ensus of 2000 and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education burden induced by the reform of college tuition has reduced intergener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 and it is more noticeable in regions with a relatively higher increment in the tuition fee. Our results are robust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co-residence bias, government investment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对称与不对称: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采用专项问卷调查数据,考虑到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问题,对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进行了改善,经过效度和信度检验后用于研究。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不对称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是存在的,且个人社会距离与子女社会距离之间呈现对称性;仅引入人口变量进行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职业、教育、婚姻对某种社会距离有显著影响,然性别、年龄、代际、户口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群体潜在的通婚可能性较低的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市居民间的融合。     

中美高等教育收费与居民经济负担的比较研究

美国作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高等教育收费和成本分担模式以及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收入群体制定区别对待的弹性学费标准,并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减轻中国居民的高等教育经济负担,为贫困家庭的子女完成学业提供保障,尽可能地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性。     

不同生育率情形下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比较研究*

理论研究普遍认为,基金制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优于现收现付制,但这几乎都是基于人均资本视角的判断。本文在外生和内生生育率两种情形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基金制是否完全优于现收现付制。理论模型表明,在一定参数组合下,无论外生生育率还是内生生育率,都存在使现收现付制下社会福利高于基金制下社会福利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存在使现收现付制下社会福利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且在外生生育率下（符合我国生育政策）现收现付制缴费率在12%左右社会福利最高,内生生育率下（符合发达国家生育政策）现收现付制缴费率在6%左右社会福利最高。前一数值与已有研究成果观点相近(我国社会统筹部分缴费率应下降到15%左右),后一数值与美国（62%）、日本（77%）等发达国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缴费率相近。稳健性检验显示,只要参数赋值在合理范围内,数值模拟主要结论不变。本文为降低现行我国社会统筹部分养老保险缴费率提供了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