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碳排放的地区异质性及减排对策

以京津冀为研究对象,选用碳排放量、碳生产率和脱钩弹性系数三大指标分析三省市2000—2011年低碳经济的发展,并以KAYA等式的扩展式为基础,建立LMDI分解模型,对三省市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无残差分解,区分其碳排放的地区异质性,结果显示:北京市呈现碳排放量规模驱动型特征,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碳排放均呈现出规范结构混合驱动型特征。     

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子及脱钩效应贡献分析--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

基于安徽省统计数据,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进行测度,然后运用扩展的Kaya等式和LMDI法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进一步对脱钩效应及其贡献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安徽省建设用地规模以年均4.8%的速度不断扩张,同时,建设用地碳排放以年均12.87%的速度激增,到2019年达到747.23万吨。建设用地碳排放增加的驱动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强度、建设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和城市人口密度,促进建设用地碳排放减少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对脱钩经济增长努力有效的五大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能源强度和城市人口密度。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控建设用地规模等可成为未来安徽省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应优先考虑并重点采取的有效措施。     

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因素分解——兼论“新常态”下的变动趋势

测算了京津冀地区1995—2013年的碳排放总量并分析了碳排放特征。基于LMDI因素分解法,从产业和地区两个层面对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无残差分解,得到了经济发展是地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是主要抑制因素。从产业层面来看,产业结构和能耗结构贡献度较小且在三地作用不一致,二者均是北京碳排放增长的抑制因素;二者对天津碳排放的影响在各阶段呈正负交替作用;在2005—2010年、2010—2013年对河北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其余阶段均起到了驱动作用。从地区层面来看,地区结构在各阶段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能耗结构除在2000—2005年起到一定的驱动作用,其余阶段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结合"新常态"的经济运行特点,分析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变动趋势,从区域分工和协同减排角度给出了建议。     

我国碳排放驱动因素的动态轨迹研究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作用力强度进行动态分解,结果发现,时间维度上,经济效应、能源规模效应、人口效应和技术效应呈现不规则交替状态,驱动碳排放作用力排序和当年我国经济驱动产业趋同;在空间维度上,经济重心向西部方向转移过程中伴随碳排放同方向的移动,经济效应驱动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人口因素并没有向西转移的痕迹,尽管国家支持西部能源产业技术的提高,但技术因素对减排的作用依然在东部地区。最后,针对文中碳排放驱动因素主要是经济效应和能源规模效应的结论,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可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双赢目标的政策建议。     

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西部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脱钩及驱动因素

选取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的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应用脱钩理论对西部地区1995—2010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构建碳排放模型深入研究其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所研究年份间除1998—1999年为强脱钩,2003—2006年为扩张性负脱钩之外,其余时期均呈现为弱脱钩状态;经济规模的高速增长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对碳排放的减少有很大潜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抑制碳排放减少的关键因素,能源结构的优化是控制碳排放增加的潜在因素;弱脱钩状态下,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影响碳排放的幅度较小,在强脱钩状态下则更小,而在扩张性负脱钩时三者所占比例同步提高。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三大产业和居民生活部门的12种能源消费量数据,较全面地测算了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为能源强度、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四大类效应,并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测算了各类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远超过能源强度和结构调整产生的负向驱动效应。本文同时测算出浙江已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阶段,但仍处于碳排放强度高峰迈向人均碳排放量高峰的阶段。为缩短不同碳排放高峰的跨越时间,降低高峰峰值,本文提出了加快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民用建筑碳排放空间非均衡测度及分解

基于2004—2014年各省份碳排放数据,运用基尼系数结构分解、增量分解与子群分解的方法,分别从民用建筑类别、区域差异角度探究民用建筑碳排放空间非均衡现状。研究表明:研究期内我国民用建筑碳排放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整体呈"东高中西低"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城镇住宅碳排放的均衡分布是基尼系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基尼系数结构分解结果表明,公共建筑对民用建筑碳排放非均衡的贡献最大;而区域子群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并且西部地区不均衡程度远高于东部、中部地区。随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制定地区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基于LMDI-PDA-MMI分解法的我国产业体系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北大核心

将MMI引入至LMDI和PDA分解分析框架内,发展了一个更全面的分解分析方法,命名为LMDI-PDA-MMI分解法。利用该方法分解了2000—2017年产业体系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电力燃气行业对总碳排放的贡献率分别为53.48%和28.38%,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贡献率仅有16.78%。(2)经济规模对总碳排放的贡献率高达154.09%,其他增加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总贡献率仅有2.38%;能源强度对总碳排放的贡献率为-51.10%,其余减少碳排放驱动因素的总贡献率为-5.37%。     

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研究综述

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减排新形势下,中国碳排放的增加受到全球的重点关注,如何降低中国的碳排放成为一个我们亟待研究的课题。以综述的方式总结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和影响碳排放的多种因素,通过对经济学研究文献的梳理可知,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的研究主要从三大区域、八大区域和碳聚集三个划分标准展开。影响中国碳排放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为三大主要影响因素,技术、贸易、人口和城市化也对碳排放有相应的影响。     

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脱钩和三层完全分解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计算1995-2009年我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揭示了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并进一步构建"LMDI三层完全分解模型",研究了各地区碳排放增长的9类驱动因素,其中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决定因素,产业部门的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文章根据这9类因素对各地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及其导致区域碳排放的异质性特征,提出了我国差异化区域碳减排政策。     

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以南京和苏州两市比较分析为例

南京和苏州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中国目前城市化程度较高且具有较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能源消费量的剧增,碳排放量也在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而工业碳排放的不断增加是主导因素。在对南京和苏州两市的工业经济、能源消费以及工业碳排放现状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因素分解（LMDI）模型。定量分析工业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以及能源强度对该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经济规模效应均是两市工业经济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而能源强度效应是南京市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能源结构效应是苏州市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两市的具体状况,分别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政策建议。     

陕西省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与启示

根据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计算了2005—2014年陕西省37个主要工业产业的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运用LMDI方法建立了陕西省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碳排放影响因素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陕西省工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产业经济规模,其他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能源强度、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应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能源效率、能源结构优化等方面促进节能减排,以减少陕西省工业碳排放量。     

我国中部六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解分析

估算了1995—2009年期间我国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从产业、能源消费结构、城乡消费结构的角度,对碳排放结构进行了分析。利用LMDI分解方法将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以及碳排放系数,分析其具体影响,并进行省际比较。结果表明:1995—2009年期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各省的差距较大;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碳排放情况看,各省的碳排放均来自第二产业和燃煤;经济规模的扩张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能源结构变化和碳排放系数变化对碳排放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省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减碳机制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论文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碳排放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探讨驱动浙江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明确碳排放控制的主要领域。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增加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增加有负向驱动作用。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最大,但2000年后人口规模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规模扩大成为碳排放量的主要增长因素。能源强度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减少的贡献最大,能源结构的贡献率较低。基于此,提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城镇发展转型、提高能源管理效率等具有针对性的减碳对策。     

长江经济带建设下江苏省工业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基于长江经济带战略视角研究江苏省工业碳排放问题,以推动"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运用IPCC清单法测算了2000—2015年江苏省工业碳排放量,并构建了基于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的碳排放恒等式,结合LMDI分解法,对2000—2015年江苏省碳排放的工业层面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江苏省工业碳排放总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增速减缓,单位能耗下降速度快于人均碳排放上升速度;经济规模是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能源强度是有效抑制碳排放的关键因素;经济结构效应对于工业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由正到负;能源结构因素对于工业碳排放贡献率微弱,碳减排潜力有待发挥。结合以上结论提出以"区域协同、东西互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工业生态发展新思路。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区域碳排放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分别从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全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各省份碳排放对相邻省分的碳排放具有溢出效应;区域层面上,我国东、西部省域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中部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对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东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中国工业碳排放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目前,针对碳减排的研究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热点课题。本文通过分析2003~2012年中国工业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分布,总结了中国工业碳排放的特征,认为影响中国工业碳排放的首要因素是工业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为次要因素,行业结构、能源效率及能源结构是影响工业碳排放减量的关键因素。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测算与分解

通过测算中国与36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并对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进行分解,全面揭示中国在全球碳排放贸易中的现状。主要结论包括:中国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呈现顺差,是碳排放的净流入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余额分解结果表明,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导致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而结构效应导致了逆差,且技术效应对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的影响最大。鉴于此,减少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顺差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控制出口规模,更重要的是改进减排技术,降低出口碳排放强度,实施强度减排。     

区域碳排放因素分解及最优低碳发展情景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通过测算中部地区1995～2010年间碳排放状况及LMDI影响因素分解分析,发现经济规模的扩大是拉动中部人均碳排放的决定因素,其累积排放效应远高于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碳减排效应。基于IPAT方程对中部地区碳减排与经济增长最优情景的定量分析表明,适宜中部地区2020年和2030年的最优低碳发展情景分别是"中增长、高效率"和"低增长、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