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与中国城市化区域格局——基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向、规模以及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作用分析表明,人口净迁移是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流向影响和改变着国家城市化的整体区域格局;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向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城市化阶段,但行将进入三大城市群周边区域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人口迁移与地区经济压力差异性探析

经济因素,一直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又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文章首先从人口跨地带迁移的现状入手,指出其迁移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因素,即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存在地带间显著差异。其次,借助人口经济压力指标,与其他相关指标一起分析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实了人们的迁移行为有很大的地域经济选择性。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就业、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着人口的迁移,本文主要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从城镇化角度去分析研究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从人口分布是否协调的角度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协调性情况.     

安徽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引入迁移选择指数概念,利用安徽省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数据,计算了2007-2010年安徽省各地级市的人口综合迁入指数、人口综合迁出指数、人口净迁移指数和各地级市间的人口迁移选择指数,并建立了关于人口净迁移指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着重从迁出地、迁入地和迁移流的视角,揭示了安徽省省内人口迁移的空间规律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环省会迁出圈”、“皖南迁出区”是主要的迁出地;“省会迁入区”、“马芜铜迁入区”和“两淮迁入区”是主要的迁入地.省会合肥和“马芜铜”沿江城市带是人口迁移强度最大的区域:在空间上,它们呈现出“点—轴”形态;省会合肥的辐射范围覆盖全省,而“马芜铜”沿江城市带是安徽南部地区最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各主要迁入地之间的人口对流较弱.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城市公园数量是安徽省省内人口迁移的重要“推—拉”因子.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及时空演化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文章将以往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分析的时间维度延展至1985—2020年,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对人口迁移网络组织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迁移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且迁移网络呈现显著“小世界”特性;(2)随时间推移,迁移网络分散和空间不平衡程度逐步增强,东北地区面临更严峻的人口外出困境,迁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先下降后升高;(3)迁移网络结构在1985—1995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北）,在1995—2015年呈三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在2015—2020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部）,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持续是人口迁入核心节点,川渝地区在2015—2020年成为人口迁入中心;(4)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政策利导的经济地理投影。     

经济人口重心的动态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北向南,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南北矛盾.90年代中期以后,南北差距逐渐缩小,而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由南北转向东西,人口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不均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人口重心滞后于经济重心的变化,人口迁移的流向是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重要因素.有计划地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间较均衡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场及其空间差异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大规模的省际人口迁移。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2000年的10％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近10年来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场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近10年来省际人口迁移规模逐步增加,以从四川、湖南、江西、河南和安徽等重要辐散区向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等沿海发达地区迁移为主,且有增强的趋势。长三角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区域迁入规模增加,迁入总量接近广东省,而广东省的迁入规模在大规模增加的同时,向周边省区迁出的人口规模也在大规模增加。     

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研究——基于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1—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能源开发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时间趋势和地区差异,并以此来探讨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同区域对策,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研究发现,能源开发强度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为负,说明能源开发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从影响的时间趋势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能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影响逐渐从正向转变为负向。从影响的地区分布来看,能源开发在样本时间内对西部和中部经济的影响为负,而对东部经济的影响为正。对于这种差异性,本文认为,宏观政策的倾斜导致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差异,并且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不同也是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各地区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实行适宜本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策略。     

互联网的经济增长与收敛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用网络接入和网络应用区分互联网低阶能力和高阶能力,经验分析互联网在经济区域增长和收敛机制中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省际和各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收敛特征,现阶段提高互联网应用水平不仅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利于促进收敛、缩小经济差距。对各地区而言,互联网接入水平的提升对西部地区的增长和收敛作用明显,互联网应用的提高则主要正向影响东部地区。由于竞争效应的存在,省际间相邻地区互联网接入和应用水平的提高都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有鉴于此,政府推动互联网发展战略应具有层次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应继续致力于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则应着力于提高对互联网的利用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收敛。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创新溢出如何影响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DEA-ESDA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DF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内地30个省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借助引力模型,对区域创新溢出进行了量化和空间网络结构分析,进一步搭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溢出对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创新溢出能够有效促进GTFP增长,技术进步为主要影响路径;技术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助于GTFP增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仅对本区域GTFP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显著制约了GTFP发展;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效率改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利用经济发展的数量参数统计方法和地理空间匹配分析工具对安徽省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整体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在2000—2007年,多数地级市的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及二者协调发展度呈下降趋势;地理空间匹配分析表明,17个地级市的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异规律明显,表现为中南部较西北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协调性水平高。由此看出,安徽省区域城市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地域性分片块状的特点,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本文以经济增长文献中有关收敛性理论为基础 ,对中国自建国以来 ,特别是 1 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 ,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特征 ,即按东中西划分的区域内部人均产出具有明显的聚集现象 ;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 (conditionalconvergence)的特征 ,即在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等结构特征的经济地区间存在着一定的增长收敛趋势。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还显示 ,各地区间工业化水平的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增长收敛性构成显著的影响。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quantitative evidence for Indonesia, 1930–2000

This study specifies and estimates a gravity model for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in Indonesia. Analysing five cross-sections for Indonesia's 26 provinces for five survey years between 1930 and 2000 we show that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factors were more important in the explanation of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atterns in Indonesia than planned migration policy aimed at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addition, our regression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urban primacy of Jakarta, Indonesia's capital, had a strong effect on the direction and size of migration flows. Our findings thus suggest that the costly government-supported migration is not very successful and that a strongly centralized government induces migration flows to the capital. These findings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加工贸易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阐述了福建省加工贸易发展的现状,利用1987—2009年福建省的相关数据,对福建省加工贸易增长率、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度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构建了加工贸易对福建经济增长影响的二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结果显示:1987年以来,福建加工贸易增值率总体呈上升态势,福建加工贸易水平有所提升;加工贸易对福建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正面的拉动、促进作用;福建省加工贸易净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该省GDP将增加3.553亿元。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以经济发展迅速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应用托达罗人口迁移经济模式分析其人口迁移机制，对广东省人口迁移省际省内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     

山西省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不均衡性是人口与经济分布的最基本属性，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中化是区域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山西省人口与经济分布在中、东、西三大地带及分市县层次上的相关关系及动态演进的多侧面分析，表明：山西省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衡性明显，人口经济活力中部强，而东西部山区弱；动态演化总体上具有向中部地带集聚的趋势，符合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1990年以来又有分散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西部丘陵山区人口与经济动态呈逆向演化态势，是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21世纪初，应进一步实施人口与经济空间集中化战略，建立起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     

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6)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依据,阐述了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特征及其成因。从省、直辖市、自治区;九大经济区;三大经济地带三个方面,探讨了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净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引起的资金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揭示了流动人口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