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在对成都市433名城区、郊区和农村居民的结构式访问基础上,以"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的核心维度,运用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在一些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另一些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城乡居民存在着增进和损害其各自主观幸福的条件和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包括工作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闲暇活动、健康状况、生活城市等。     

收入和主观生活质量关系研究

本文用生活满意度定义主观生活质量,运用2006年中国社会调查的数据,选取北京市和甘肃省的数据作为样本,探讨了居民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住房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本文基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居民居住体验互动的视角,综合运用可行能力理论和顾客满意度理论,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对我国保障性住房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将居民福利认同、能力空间上的住房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三者间的影响关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条作用路径;保障性住房的住房品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即住房品质的改善未必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保障性住房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显示出明显的福利效应;住房满意度在保障性住房居民福利认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最后,从综合供给体系、新型分配模式、信息管理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与分析——基于江苏13个城市的问卷调查

基于生活满意度的"维度-区域-结构"分析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尚可,生活质量既存在区域性差异,又存在结构性差异。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可以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大致代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结构性差异显示出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也凸显了生活质量指标中健康、居住环境、自身教育等的重要性。同时发现,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苏中地区失地农民的生活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看法需要改变,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因此,可以将生活质量看作是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效果的"指示器",并根据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实际,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对北京、辽宁和河北三省市调查所获得的1033个农户样本,运用有序逻辑模型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收入、年龄、健康状况、对合作医疗满意度等因素对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显著影响;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面积和结构等因素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宗教信仰、家庭人口、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等因素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使用的主观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使用互联网对其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使用互联网显著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幸福感,但对于幸福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但同时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灵活性,进而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使用互联网则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弱化和主观相对收入的降低,进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从主观生活质量视角观察我国经济发展

从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视角看，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生态环境不尽人意、社会公平欠缺等不利于幸福感提升的因素。探寻有利于幸福感提升的经济发展路径：转变“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的政治结构，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市场公平交易的影响，建设生态文明的经济发展道路。     

生活质量指数趋升 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堪忧——2014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报告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4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指数略有提高,但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仍处于不满意区间,是拉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指数的最重要原因;空气质量和食品安全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因素;35个城市的房价仍然预期上升,但上升幅度有所下降;客观社会经济指数显示,东部城市生活质量高于中西部城市,但是部分城市存在主客观指数的反差。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地域差异——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生活满意度也即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通过农户调查的方式获取农民生活满意度指标,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运用SPSS软件分析了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同时,应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地域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县农民生活满意度受到经济收人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但生活满意度的地域性差异与经济收入差异的相关性较高,而与自然环境差异呈现较低的相关性.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户籍转换提升了居民满意度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农村户籍居民向城镇户籍转换的过程中,是否影响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以及如何影响?本文运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微观层面实证分析了居民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转换显著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居民在年轻时发生户籍转换,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居民在老年时期发生户籍转换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户籍转换显著提高收入较高、无负债以及无房贷家庭的生活满意度。进一步研究表明,户籍转换会通过个体收入、创业行为和提高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程度从而改变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此外,户籍转换对主动市民化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影响,而对被动市民化个体则无影响。为此,政策上应进一步推进户藉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加强对进城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与就业能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转非群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不同批次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抽取四所不同批次大学共360名学生填写大学生生活满意度情况调查表,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1)不同批次大学生普遍认为学校和自我是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2)学校因素中的师资和学校条件,自我因素中的人际关系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子,自我因素中的政治要求和外貌则是次要影响因子;(3)不同批次大学生对家庭的认可程度基本一致,对学校和自我的认可程度存在显著差异;(4)对校园文化生活、学校办学条件、学校的严格管理和服务态度四个学校因子的认可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幸福指数”的概念起源十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丌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临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牛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农保政策明显改善了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并显著降低了其心理抑郁指数.(2)新农保政策的主观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相对弱势的、受教育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影响更小,这不利于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3)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为提升老年入主观福利水平发挥了长效机制作用,在短期内新农保政策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可能性较小,但在长期内新农保政策显著提升了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因此,建议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加大新农保政策对弱势老年群体和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建设,全面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     

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河南居民劳动市场调查问卷数据

文章通过对河南居民劳动市场的636个有效样本的统计分析，研究了影响居民工作满意度的因素，结果表明引起满意度差异的主要因素有工作层次、就业歧视和健康状况等。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本研究随机抽取了天津市近郊272位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天津市农村居民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农民对自己当前的现状总体较为满意,但在具体的幸福感维度上,“居住环境。和“经济状况”得分最低,农村居民对这两项指标满意度较低。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状况、性别,年龄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相关维度都有显著影响。为了提升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文化水平、改善生存环境这三方面提供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