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劳动雇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进而抑制了企业劳动雇佣。进一步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抑制了企业对高学历员工的劳动雇佣。本文一方面从企业劳动雇佣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债务的角度为金融资源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就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家精神、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6—2012年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各地区的自我雇佣率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指标,首次基于企业家微观个体的视角研究企业家精神是否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的确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这种机制只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但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低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反而会进一步抑制企业的创新行为。     

高速铁路建设如何带动企业的创新发展——基于Face-to-Face理论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知识溢出视角和Face to Face理论,指出高速铁路建设构成了信息和技术跨区域流通、扩散和再创新的高速通道,为企业在更大范围内搜索面对面交流对象以发掘更多有用的异质性知识提供了途径。进一步地,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引入断点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速铁路建设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效应和经济后果。本文指出高速铁路建设增强了企业间的技术外部性,不仅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专利产出水平,而且还显著地提升了专利产出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且在带宽敏感性和间断点安慰剂检验中依然稳健。但高速铁路的这一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差异,表现为对大企业创新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强。     

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操纵视角

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研发操纵视角,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能够显著抑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操纵行为,从而显著提高研发绩效。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上市年限较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不仅能为科技金融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环境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2005-2014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不同制度环境下该激励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而且在政府干预较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及中介组织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结果表明,在我国制度环境落后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落后制度对企业创新的阻碍作用,帮助企业获得创新资源,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战略专注度、资源协奏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高管战略专注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资源协奏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战略专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资源协奏在高管战略关注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高管战略专注度还可以通过资源协奏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丰富资源协奏理论视角下企业绩效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为企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战略执行效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北大核心CSSCI

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以刻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赋能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功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与资产营运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企业发展预期的创新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

基于2010—2018年沪深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并结合情感分析，测算企业发展预期指数，进而揭示企业发展预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风险预期提高会抑制创新产出，但没有证据支持资金预期对创新存在影响；②基于财政刺激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未显著放大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但会强化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有利于强化企业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③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发展机遇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强化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④不同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下企业发展预期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以2007—2009年中小企业板67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并对这两种政策工具的激励效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税收激励与政府资助对企业R&D投入都有促进作用。与政府资助相比,税收激励的作用更大。     

"营改增"对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兼议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引进

"营改增"政策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不仅会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而且会改变企业的行为.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营改增"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实证研究尚属空白.基于此,文章以2008?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显著地降低制造业企业以专利为表征的自主创新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自主创新意愿的降低并没有对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造成影响;"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意愿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引进水平.文章的研究弥补了"营改增"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空白,为"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制造业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及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决策间双向动态耦合与非线性关系*

本文以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引擎产业——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将政府的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的资本、人员投入及创新收益同时纳入系统框架,研究政府R&D补贴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决策之间的双向动态耦合关系,然后基于动态面板门限回归研究企业创新收益与两类R&D补贴政策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以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影响高技术企业创新的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证实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是提高创新收益的根本原因;R&D补贴对企业资本投入的“挤入作用”并不明显,但税收优惠能有效激励高技术企业在人员方面的投入;政府“低补贴、低优惠”的双低策略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收益。     

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有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来自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已注册通过的65家科创板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然后利用fsQCA方法探讨创新效率提升的前因条件组合。结果表明,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整体表现欠佳,城市创新创业环境中的政策环境、人才环境和金融支持正向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产业环境和金融中介市场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补贴和城市研发环境导致企业创新投入冗余增加,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实现路径由政策环境主导型和中介市场主导型构成,城市创新环境失衡、产业环境与金融支持缺失是造成部分企业创新效率相对偏低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分析外部环境规制对科创板上市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基于组态视角解释企业提高创新效率的内在逻辑和路径,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科创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研发激励型产业政策具有两面性吗——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之争”发展至今,研究“如何更好地推行产业政策”比继续争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更具有现实意义。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会带来积极效应,表现为政策能够促进企业长期价值提升;另一方面也存在消极效应,表现为政策会引发研发操纵等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消极效应会对积极效应产生替代作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政策的消极效应,并放大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消极效应的产生源于企业借助政策开展研发操纵,提升短期财务绩效和短期市场绩效。     

政府支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的影响:企业关键要素的中介作用

近年来，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和帮助种子期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地发展。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手段有助于种子期企业实现平稳发展并获得较好收益，但企业能否存活并取得成功是由其技术、财务、管理等要素决定的。通过构建政府支持政策-企业关键要素-高新技术企业种子期产出效益理论模型，以大连市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作用机制进行验证，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我国两税合并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分析

2007年年初国务院批准了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并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外资企业在经历了20年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开始承担与国内企业相同的所得税税率。统一企业所得税率在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中有增加社会福利的效应。但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统一税率对我国总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有所不同。文章通过对我国内外资企业生产方程的不同设定来反映内外资企业的不同特点并考察统一税率对我国劳动力配置、资本需求及社会整体福利可能带来的影响。用2004-200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模拟计算,结果表明,两税合并短期内使我国社会整体福利略有下降,在考虑国有企业冗员的情况下,两税合并使社会福利在三种情形下分别下降0.18%、0.17%和0.13%;而考虑国有企业经理负责制时,两税合并使社会福利分别下降0.25%、0.21%和0.15%。但从长期看,两税合并最终会使我国的社会福利有所增加。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