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资源短缺型省会城市旅游业的思考

从分析资源短缺型省会城市发展旅游业的劣势与优势着手,以地域分异规律与劳动地域分工、Lundgren旅游模式、区位理论中的距离衰减法则、博弈论等理论中的相关内容作为指导,探讨了资源短缺型省会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对策。最后给出了资源短缺型省会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模型。     

省会城市中心性研究

城市中心性的研究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心性指数,另一为中心性程度。省会城市中心性的影响因素包括省区形状、省会位置、省会综合实力、省内地级市实力以及省内交通结构等。文章提出了更为简易的省区形状和省会位置的计量公式,计算了我国各省的形状指数和省会城市位置指数。利用GIS软件,计算出我国各省区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几何重心,并根据这些重心与省会城市位置间的关系,对我国各省最高级中心城市的组合类型进行了探讨。提出中心性程度的概念并探讨了计算方法。文章将影响因素及中心性程度综合考察,对我国部分省会城市的中心性作用不强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其结论对全国省级城市经济区的组织和行政区划调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省会城市职能结构特征的比较研究

从城市职能结构类型、发展阶段和效益三方面比较分析了我国省会城市职能结构的特征,结论如下:①在省会城市中,制造业和建筑业职能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科教文卫、行政、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职能地位亟待提升.②84.62%的省会城市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于第二产业比重比率稳步上升.③省会城市职能结构效益整体状况得到提高,高效益城市所占比例增加,低效益城市所占比例减少.从变化趋势类型来看,效益上升型城市所占比例居于第二位,效益下降型城市所占比例最低,这也验汪了省会城市职能结构效益趋于提升的态势.     

全国省会城市铁路网络客运能力研究

以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省会城市铁路"客运能力矩阵"。该矩阵同时考虑了各省会城市之间客运列车开行数目及相应的运行速度等级,反映了各省会城市的客运铁路能力。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Ucinet软件,拓扑出了基于"客运能力矩阵"的全国省会城市普速铁路网络和高速铁路网络,并利用"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指标分别刻画各省会城市在两个铁路网络中的网络影响力及网络控制力。结果表明:北京、石家庄等4个城市在普速铁路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北京、上海、南京在高速铁路网络中最具影响力;北京、郑州等5个城市在普速铁路网络中最具网络控制力;北京、武汉在高速铁路网络中最具网络控制力。     

基于产业专业化的区域优势领域探析——以省会城市进行实证

近年来,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区域发展,然而国内的区域发展存在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区域优势产业识别模型,通过上市企业数量对省会城市的产业专业化与优势产业领域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区域发展优势领域,促进区域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的产业结构。实证中通过四象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分别对省会城市产业专业化或多样化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优势产业领域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省会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随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产业多样化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无论省会城市发展水平如何,制造业都为这些城市最具优势的产业;高技术产业多分布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     

省会城市旅游中心性聚类研究

城市的中心性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采用反映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定量研究了27个省会城市的旅游中心性特征及其差异;用SPSS聚类分析功能将27个省会城市分成7类,并分析各自的特征。最后对省会城市旅游中心性的发挥及在省域旅游业中的带动作用提出了建议。     

优化省会城市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省会城市政府也相应地从经济主导型政府,逐步向主要经营与管理城市公共性资产的服务型政府转变。文章在提出省会城市财政职能定位及财政收入体系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如何优化省会城市财政收入结构的三个渠道。     

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溢出还是虹吸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具有外部性,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它邻近城市的影响究竟是比翼齐飞的溢出效应,还是损人利己的虹吸效应?回答该问题对当前“强省会”战略实施和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从收入产出、劳动和资本投入角度构建理论模型,采用2011-2019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模型实证检验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城市的影响。结果显示:①省会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溢出效应显著,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证实该结论成立;②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的南北差距不明显,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东中部地区,中等规模城市的溢出效应明显高于小规模和大规模城市;③省会城市数字经济溢出效应并不能通过分工机制予以解释,而是通过学习机制和共享机制实现。为此,需要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坚持因地制宜发展原则,构建数字经济错位发展格局;明确省会城市和地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定位,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潜能,打造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     

省际边缘区接受省会城市经济辐射研究

边缘区经济活力的激活必须依靠与中心城市生产要素的交换,积极接受中心城市经济辐射。我国很多省际边缘区由于存在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等客观原因,加上行政壁垒化与行政边缘化等主观原因,难以接受省会城市经济辐射。本文提出了省际边缘地接受省会城市经济辐射的三个基本判断,即通过经济影响力、交通距离、要素流量和空间差异等要素判断接受辐射的可能性,通过断裂点理论进行辐射源的选择,通过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判断辐射阶段。同时,还提出主动融入、自建"中心"和区域结盟等三种省际边缘区接受省会城市经济辐射的主要模式。     

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

未来五年，福州市将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核心城市为目标，充分发挥省会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密集优势，进一步增强省会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能力，全面发挥福州的海洋资源优势，全力打造海洋经济强市，大力实施“一城两翼双轴线”城镇群发展战略，加快构筑跨江向海、山水相间的沿江滨海式城市发展新格局。     

“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战略中省会经济圈的作用分析

文章从自主创新体系概述、“省会经济圈”的概念、合肥市城市迅速崛起。工业带动作用明显及省会经济圈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带动作用等几方面进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片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分类及排序

文章根据我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主要经济指标,运用因子分析对我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排序、分类,并结合排序和分类分析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我国目前就经济发展而言的城市类别分布结构,为更好地指导和规划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21世纪以来中国省会城市人口首位度变动及相关性分析

省会城市首位度是衡量城镇规模结构的集中与均衡程度，反映省会城市地位的重要指标。文章利用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省会城市首位度的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而揭示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省会城市首位度省际差异大，首位度均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西部地区提升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有所下降；省会城市首位度及变动与省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相关性不大，与经济集聚度呈正相关关系，与省域经济水平存在着“N字型”的关系。在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科学认识城市首位度，走出片面强调“提升首位度”的误区，避免“一城独大”，应加快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充分发挥首位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效应。     

中国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评价与时空差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的实证分析

省会城市在引领现代化创新型生态城市建设以及实现区域生态创新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缺乏对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评价的相关研究。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选取中国内地29个省会城市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SBM模型对中国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及其时空差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①在时间维度下,全国及三大地区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整体较低,且不规律波动性较强,东部地区大多数城市生态创新绩效始终处于“高产出、高效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城市持续处于“低产出、低效率”水平;②在空间维度下,全国及三大地区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差异显著,呈两极分化态势,各省会城市生态创新绩效水平空间集聚性显著。综上可知,当前中国各省会城市生态创新发展不均衡,据此从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心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研究——以河北省会石家庄市为例

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市是冀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当前,其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第三产业、得天独厚的科教优势、“三年大变样”及“作风建设”的成果都为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提供了条件。石家庄要增强中心城市实力,加强辐射,促进石家庄区域经济整体发展。     

晋陕蒙省会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

文章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对晋陕蒙三省省会城市(太原市、西安市和呼和浩特市)的综合竞争力及其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三个省会城市竞争力模型;综合以上分析,文章提出三市城市竞争力差异的来源,并提出了相应的促进政策与建议。     

我国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对我国30个省会城市2003—2011年五大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呈负效应,政府规模、知识溢出、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不相一致,亟待完善。     

中国省会城市功能的定位方法——以沈阳为例

城市功能定位分为两个阶段:①通过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方法确定城市各项优势职能;②通过城市职能的选择确定城市的主要功能与发展方向.文章采用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在第一阶段运用统计分析法得出30个省会城市的优势职能、突出职能和职能指数.同时,为了克服第二阶段定位方法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更科学全面地判断省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把AHP决策分析法运用到省会城市的功能定位中,以沈阳为例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为城市功能定位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路与研究框架,为城市性质的确定提供依据.     

两型社会视域下中部地区协调发展研究——以省会城市为例

中部是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板块,承担组织和协调区域经济活动的桥梁作用。城市群是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基本地域空间单元;城市是区域与城市群发展的重要经济体,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承载体和竞争平台。"两型社会"背景下,中部城市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空间和流通平台。以省会城市为例,在现状分析与诊断的基础上,从区域关联、经济、产业、要素流等方面提出了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协调发展的多中心联动、集群式与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思路。     

中国省会城市工资溢价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利用2000-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中国省会与非省会城市之间的工资溢价效应进行研究.借助OLS基准模型发现,具有相似特征的工人,在省会城市工作获得的工资比在非省会城市平均高出14%.运用MundlakChamberlain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城市的生活成本,上述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至少减少至7%,因此省会城市的工资溢价部分体现为对较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回报.余下的工资溢价随着模型加入通勤时间而消失,这一结果和城市经济学空间均衡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并确定了省会城市聚集经济效应的存在.考虑到我国近年来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文章将研究扩展到工资分位数的研究,处于较高工资区间的工人明显享受到更多省会城市带来的优势.这些结果突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研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