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MVGARCH-BEKK模型对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板市场存在波动的集聚性和持久性,中小板市场不存在波动的集聚性,但存在波动的持久性;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创业板市场对中小板市场的波动持久性影响显著,中小板市场对创业板市场的波动集聚性影响显著;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均不大,但中小板市场对创业板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程度要大于创业板市场对中小板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程度,表明老市场向新兴市场的信息流动量较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通过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途径对广东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高位水平时,FDI通过水平溢出途径的技术溢出表现正向显著作用;生产率较低时易受到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途径促进了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前向关联溢出途径,对生产率水平处于中等以及中等偏上的下游内资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全部内资企业,在水平溢出的变化方向和前向关联溢出方面表现一定的差异性.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吗?

利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影响效果存在双门槛效应;吸收能力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作用;政府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影响,且政府干预程度越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水平越低;制度因素对于政府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且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调节效应大。     

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检验

文章运用1997-2006年面板数据,以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创新努力(R&D活动)为基准,实证分析本土技术溢出与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从中发现:在本土技术溢出中,大学等科研机构对产业创新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产业空间集聚的溢出效应呈不稳定性特征;在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中,出口学习对创新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外资R&D活动的溢出效应不明显。进一步考察国际技术溢出效果与开放程度、开放模式关系后发现:就开放程度来看,国际技术溢出效果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就开放模式来看,外资R&D主导型模式的溢出效果不明显,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溢出效果较明显,而双重推进型———引进来、走出去模式的溢出效果很明显。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FDI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际考察了FDI技术溢出的水平联动效应和垂直联系效应对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市场势力影响的显著性和程度,并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了比较估计。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对汽车制造企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细分的四种溢出程度为市场竞争效应下游行业后向联系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上游行业前向联系效应;企业的所有权属性对其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有很大影响。     

外资研发与本地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间的关系——基于技术溢出的视角

将行业对外资开放程度、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和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纳入研究框架,利用1995—2010年我国13个高技术产业子行业的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与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对本地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本地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相比,其影响相对较小;较高的外资开放度和较大的技术差距都会对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产生不利影响,但外资研发的技术溢出是否存在主要取决于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     

基于ISM的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以往文献分析整理出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因子,继而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ISM),探讨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技术极差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最直接的因素,而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市场开放程度等共同构成了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而产业集中度,技术人员比例,地理位置等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因素。     

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益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经济的影响很大,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广东省引进外资拥有作为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享有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毗邻港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所形成的先发优势和聚集效应.针对广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本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广东省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益的政策建议,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二是培养广东省技术内生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三是以产业导向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益;四是有选择吸收外资,设置外资进入门槛.     

FDI技术溢出的动态演进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与等量的国内资本相比,FDI通常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更先进的组织与管理技能,但FDI带来的到底是技术溢出还是挤出效应？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利用水平最高的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法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估算.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FDI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FDI的流入对广东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具有长期稳定的显著促进作用,即FDI的技术溢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性过程,持续时长约10个周期,而且外资通过前向、后向或水平关联效应对广东省的国内投资形成拉动与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技术溢出、利益分配不均和双方决策——综述与评论

在梳理现有国际技术溢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溢出对溢出方和接收方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双方可能采取的策略。研究发现:技术溢出通常会影响溢出方和接收方的利益分配;国外市场采取技术联盟政策分享技术溢出,而非采取保护政策阻碍技术溢出;我国政府会通过采取知识产权保护、补贴等政策获得技术溢出,我国企业也会主动"走出去"来获得技术溢出等。     

技术差距对FDI溢出的门限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运用中国1995～2010年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技术差距在该效应中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FDI溢出效应在不同省份是有差异的,且内外资技术差距在FDI溢出中存在着显著的门限效应。在技术差距较小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存在促进作用;中等技术差距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影响不显著;技术差距较大的省份,技术差距对FDI溢出存在抑制作用。     

我国西部能源产业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累积循环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我国西部石油天然气产业和煤炭产业为研究样本,对我国西部能源产业的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累积循环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能源产业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效应;②资源禀赋差异是我国西部能源产业集聚的首要影响因素,而技术溢出、劳动力集聚以及中间投入要素的集中也与能源产业的集聚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派观点相一致;③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聚水平、竞争程度、专业化程度以及西部地区产业的分散化程度与其技术溢出水平显著相关。因此,只要构建好西部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就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与技术溢出之间的正反馈作用,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由能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进而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以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制度约束、FDI技术溢出渠道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将制度约束纳入到FDI技术溢出渠道中,并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通过OP三步法获得技术进步指标以科学衡量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真实状态,然后采用系统矩估计(SYS-GMM),分析FDI水平溢出、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转轨过程中所特有的制度约束使国内企业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在这种制度约束下,FDI三种技术溢出渠道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各异;FDI来源渠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也不一样,制度约束显著影响国内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视角

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并采集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创新模式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全国整体还是从分地区来看,OFDI均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国内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OFDI,且其仅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OFDI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模仿创新,说明OFDI的自主创新外溢效果更强;另外,研究还发现目前我国的研发人员力量相对薄弱,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高端科研人员数量不足,严重制约了直接对外投资的吸收能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技术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国内外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我国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且技术差距与逆向溢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模型比线性关系模型拟合得更好.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新旧常态下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碳强度的影响

基于文献综述确定了六种技术进步来源,探寻了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碳强度的影响机制。选择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构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碳强度影响的测度模型。从中国整体产业及产业部门两个层面,运用模型测度了新旧常态下不同来源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碳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R&D、FDI水平溢出和FDI前向溢出三种来源的技术进步可降低整体产业碳强度,FDI后向溢出、进口溢出和出口溢出则会增加整体产业碳强度;相较旧常态时期,新常态时期六种来源的技术进步对于整体产业碳强度影响均展示了正面调整;新旧常态时期,R&D和FDI水平溢出降低了所有产业部门的碳强度,进口溢出和出口溢出则会提升所有产业的碳强度,FDI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影响不一;除FDI前向溢出和出口溢出外,其余来源技术进步对高碳强度产业部门碳强度的正面影响均差于所有产业均值。在此基础上,针对更好地利用不同来源技术进步降低中国产业碳强度提出了建议。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基于Coe-Helpman模型,测算以人力资本素质为门槛值时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差异;随着门槛值逐渐提高,国际研发投入、进口贸易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始终呈现正向溢出效应,跨国技术转移、FDI研发资本渠道由负效应转为正效应,OFDI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始终为负效应;各渠道技术溢出的强正相关发展区段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