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超越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文化

基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文化形成了,它具有利己、理性、动力、社会利益增加是企业行为的"副产品"等行为特征,存在着短视、贪婪、极端主义、失去理性、缺乏社会责任、导致生态恶化等严重缺陷.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应追求超越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具有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做优秀企业公民、诚实守信、执着服务、利他和社会利益优先的价值理念.     

“经济人”的嵌入性视角

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自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问世以来,学术界对人性假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对“经济人”孤立于社会的个体行为的批判,对此,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基于人的经济行为建立的假设,并不是脱离社会孤立地存在,其利己心、现实的经济理性和利益最大化之间不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正是“经济人”的社会性造就了“经济人”的利己心、现实的经济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目标。     

寻找理性经济行为的逻辑新起点——试论中国传统伦理下的中庸理性经济人

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追求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个体理性行为的基本准则。文章认为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揭示特定人类社会的独特复杂特征。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实然——中庸理性。文章尝试在以中庸理性为假设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伦理下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演化及其存在的可能空间。     

“生态经济人”——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

通过"经济人"与"生态经济人"对比来研究和探索生态经济的理性假设,认为"生态经济人"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的人,但不是一个生态主义者;"生态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利己、理性、最大化和"文明自利"的人,但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除此之外,"生态经济人"在需要与动机、理性与非理性、目标与手段以及利益最大化与可持续性等属性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从文明社会的演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来看,"生态经济人"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主人,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     

理性只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吗?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微观生产力的主观属性

唐昌黎在《经济科学》第三期撰文指出,生产力中包含有人,人有主观意志,则生产力就包含有主观属性,既是客观生产力,又是主观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马克思说的主观生产力是指的个人生产力,而     

经济人、监管制度缺陷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经济人的假设,它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抽象。经济学家认为利己性是经济人的本性,利己心是每个人经济行为的动机。首先,经济人是自利的,即每个人在做出经济行为选择时,主要考虑自我的利益,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同时,经济人的利益是多元的,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非经济利益。非经济利益,通常表现为追求个人名誉、地位等。其次,经济人的利己主义会产生     

治理通货紧缩应当正确认识和引导经济人

经济人是在与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联系中表现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已主义社会属性的个人或组织。其利已性对社会经济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面作用。通货紧缩是其消极作用的结果。正确引导经济人，使经济人个人和组织充分发挥其利已性对社会经济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尽可能抑制其消极作用，是当前和今后治理通货紧缩的重要途径。     

生态与利润对峙的终结——企业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蜕变

文章从分析企业作为"经济人"与作为"社会人"入手,对企业"经济人"追求利润与生态环境的对峙进行了经济学阐释。指出企业作为"经济人"不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并论述了企业作为"社会人",保护生态环境会使企业获益匪浅。文章最后探讨了企业应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到"社会人"的蜕变。     

从单位人到社会人

无论做社会人还是做单位人，都是“经济人”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步入社会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