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

宗族是一种传统组织,而宗族聚居存在着"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的情况.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迁移,二是迁移后的同族集聚,三是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     

资源控制与地方认同——明以来芦苞宗族组织的构建与发展

明初地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认同,导致了芦苞社区各宗族间资源控制的分化。先到的宗族控制了大片沙田和神明祭祀等文化资源,并制造出一套地方认同的话语和族群分类标志。后到的族群则通过“造祖”和“请神”等文化手段模糊族群分类,并尽快融入到地方认同之中。地方认同比国家认同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宽容,不同的族群可以在地方认同的空间下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支点。而地方认同一旦形成,就将长期而深刻地影响地方宗族组织和地方文化的发展。     

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

国民党"清党"后,秘密割据的状态使中共地方干部形成了稳固的势力,外来干部欲介入地方革命,必须处理好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和平共处,若措施激进,会引起本地干部的反抗,甚至令外来干部陷入生存困境。外来干部为了贯彻中央政策,必须打破这一和平共处格局。以本文考察的分田动员为例,分田必然对本地干部利益形成冲击,从而引起两大群体的冲突。本地干部虽拥有地缘和武装优势,但当外来干部以更为强大的红军作依恃时,其优势便无法体现。不过,严厉惩处并不能解决地方干部自肥的问题,外来干部只能以频繁重分来消解地方干部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重分还损害了农民的耕作利益,甚至导致普遍抛荒。笔者认为,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江西时期本地干部因应外来干部革命动员的主旋律,并成为中共土地革命深入的主要障碍,事实上,江西苏维埃的失败也与此紧密相关。     

由“历史的终结”到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要人类和自然界都一直存在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终结的一天，历史会将人类社会逐步推入到共产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积累日益严重，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加重并凸显出来。面对当前各种“历史终结”的舆论，应搞清状况，理性对待，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社会大众，尤其是大学生容易被当前各种终结论调给迷惑。应端正立场，认清资本主义本质，要坚信人类历史是要不断奋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明代宗族的形成与地域社会——以福建永春县桃源刘氏为中心

本文以福建永春县的普通宗族——桃源刘氏为例,结合地域社会分析该宗族的形成与发展。在宗族的形成过程中,其与地域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在宗族的发展过程中,又凭借自身传统与资源,且国家的政策或支持非常重要;社会动荡是宗族盛衰的重要契机与因素;宗族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浅析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价值立场差异

经济学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是内含着深刻的价值立场的社会科学。而在面对经济学价值立场这一问题时,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存在着鲜明的、根本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承认与不承认价值立场的问题、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问题     

干部任用“年轻化”≠“低龄化”

"年轻化"是小平同志干部任用"四化"标准之一,通过干部年轻化,使干部队伍充满生机活力,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将地方中高层干部年龄定得过低.在很大程度上实质是把干部"年轻化"等同于"低龄化",是在干部人事制度的认识和执行上出了偏差的表现,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宗族文化与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宗族文化浓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但是,研究宗族文化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经过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关系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和股权激励是两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分组检验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高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在民营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家族企业中更明显.研究还发现,宗族文化也会显著地抑制企业创新产出.本文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证明了宗族文化对企业发展存在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消极影响的另一面.     

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宗族与地权稳定性

本文基于村庄政治介入不足状态下地权竞争的分析发现,多宗族的存在与制衡有助于稳定地权并提高其可交易性.即使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也能够有效限制宗族对地权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甚至加固地权稳定性.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宗族间的相互制衡会使得农地调整更容易按照村民诉求进行,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率和农地流转率也更高;(2)当村庄农业劳动力占比提高及村庄处于偏远山区所表征的农地重要性提高时,宗族力量对比失衡对地权稳定性和农地流转的抑制性会被有效削弱;(3)随着政治介入,宗族按照势力配置村庄地权并抑制农地流转的行动逻辑将被有效限制.此外,宗族力量对比失衡与地权稳定性的负向关系仅出现在南方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差异性.本文强调,宗族间的相互制衡、宗族面临弱者反抗和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均具有稳定地权和促使村庄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这对于祛除宗族糟粕、取其精华,发挥其对党领导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助益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地域、宗族、商人与同姓团体——以闽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

宗族和同姓团体是中国汉族社会常见的父系亲族组织.严格定义的宗族是一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然而,在传统汉族社会,一些宗族组织为了扩大其自身的力量和规模,单纯靠血缘的延续和继承很难达到目的,经常利用同姓,通过祭祀远祖建立联盟,因此产生了由复数的同姓宗族构成的虚拟血缘的同姓团体.宗族和同姓团体这两种类型的父系亲族组织在闽南地区都存在.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来对闽南同姓团体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对当代闽南同姓团体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研究,指出当代闽南同姓团体活跃的原因,不仅是宗族的地缘性利益趋同,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经济利益趋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