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加权模型,在控制了就业类别的选择偏差基础上,分析了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工作获得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剥离户籍对就业机会、就业身份和就业保障的影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非正规产业医疗保险制度的理论和实践

所谓非正规产业,指的是有别于现代产业(机器大工业、信息产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等)的经济部门。非正规就业者,主要指的是在非现代行业/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非熟练劳动者,例如街道上的小商小贩、搬运工、为中间商从事加工活动的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在建筑、农业、渔业、林业等部门打零工的劳动者。本文拟借助发展经济学中的社会保障理论框架,根据笔者2003年2月下旬至3月随荷兰海牙发展学院培训班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和克拉拉邦的考察,重点介绍印度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医疗保险制度创新。     

深圳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非正规就业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圳的非正规就业发展更具代表性。文章采用SPSS数据模型,以非正规就业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对深圳非正规就业部门、非正规就业者的规模、非正规就业对GDP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关联与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     

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研究——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

本文利用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了考查。结果显示：与正规就业群体相比,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白领的概率下降了15.67个百分点,这些差异中市场结构因素可以解释的部分达到了100.45%。与此同时,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非正规就业者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     

论稳定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

劳动关系稳定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密切相关,而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劳动关系的稳定.鉴于我国劳动关系不太稳定的现实,应当构建维持劳动力供需平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失业保障为重心,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建立适用于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两套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

非正规就业已日益成为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但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均衡,制约和影响着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完善我国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理论上要处理好两个关系,实践上要注意解决好四个问题。     

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这不仅要增加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而且要推动非正规金融制度的创新发展。本文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发展的路径在于: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实现农村金融制度的供求均衡;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路径;根据农村非正规金融特点实行差异化制度安排,有条件地进行正规化改造;加强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合理和有效引导;提倡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     

非正规就业发展的制度设计难度与制度环境优化

我国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迅速,成为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于非正规就业的规范发展存在制度设计的难度,如何解决好这些两难选择,成为一个现实的迫切问题,需从制度环境中找突破口,优化其发展的制度环境。     

民间金融的可能演进路径——由涂汉江案到中央允许民资进入金融业的思考

本文从涂汉江案例出发,在回顾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关系论述的基础上,对民间金融的存在理由、生存边界和可能演进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论非正规金融之于农村反贫困的作用机制与制度安排

一直以来,非正规金融处于被打击的状态,但是,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它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在许多地区呈扩大之势。非正规金融的制度优势使其在农村反贫困中发挥了正规金融难以替代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对于反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农民非正规就业的有效途径

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就业的主要模式,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者多为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促进农民非正规就业的有效途径。推进农民就业,必须实现教育与技术培训的整合;建立基础教育与技术培训整合的投资体制;建立农民终身学习的规范化管理体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创新性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本文从农村融资的供需角度对非正规金融的活动现状及内在诱因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金融部门发展模型，比较分析后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并不是简单地对正规金融的拾遗补缺，而是与正规金融相并存的必要、的融资制度安排。最后提出五项建议，以期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非正规金融效用发挥的制度生态环境。     

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因素分析

非正规就业作为多种就业形式之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在当下劳动力市场中非正规就业的安全性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影响非正规就业安全性的主要因素表现为非正规就业者贫乏的社会资本以及本身偏低的人力资本存量、强资本弱劳工的社会格局;歧视性的政策惯性;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缺位的社会服务体系。     

缺失与构建:正视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

非正规就业正逐步成为我国市场化就业的常态,然而针对非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缺失。文章建议从就业观念、立法保障、管理手段及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我国的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制度。     

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中国乡镇企业的财产形成与控制

各种非正规制度是如何促使在计划经济体系内部顺利实现了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 ?本文首先区分出了非正规市场、非正规合约的概念 ,并将影响非正规合约缔约过程的各种行为和人际关系称为非正规制度。非正规合约作为一种无形资产 ,它不仅创造收入流 ,而且能够形成为协约双方都带来利益增进、促使生产改善、效率提高的新的制度结构。本文分别说明了非正规制度对创新者的创新动机和对创新者权威和合法性的影响 ,同时说明了由非正规合约所形成的产权合约对乡镇企业早期资源动员和财产形成过程中合约的作用及作用的方式 ,回答了长期争论的市场化的交易是如何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产生出来的问题     

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关系浅析

非正规就业在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就业问题中成为吸纳城镇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也因在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收入报酬等方面不固定、不规范、不正规现象与问题,使人们将其直接与非正规经济、非法经济等同。从对非正规就业的理性理解和认识、非正规经济与非法经济、地下经济的内涵差异入手,认为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广义上等同于非正规经济,但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非法经济,应当在实践中正确细分非正规就业的违法违规等"不正规"行为,以利于科学管理、规范引导我国非正规就业健康发展。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绩效分析与政策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民间自发创造的、弥补体制内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它具有效率适应性,所以,从政策上应该赋于非正规金融合法发展的法律平台,构建非正规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合作互补的资金支持。     

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中的制度创新——以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为例

通过对山西省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个案进行考察发现,外在经济社会条件的转变促使权力当局改变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偏好,从而降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嬗变的成本,在内生逐利动机驱动下一部分愿意合法化的非正规金融响应了新的赢利机会,并借助各种关系资源实施转型。富平公司的制度创新实践表明,乡村精英人物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当地农民合作组织的有效联结、本土化的用人策略、独特的贷款审批程序以及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运用都促成了富平公司的成功运作。不过,非正规金融的类似转型仍然面临诸多障碍。     

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在采用差值法估算全国及各省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基础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就业保护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与各省城镇非正规就业率都呈现出大幅增加趋势,就业结构表现为非正规化;最低工资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以"民工荒"到来的2004年作为分界点进行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民工荒"到来后并不改变上述结论,而且还发现,"民工荒"到来后最低工资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小,而社会保险制度对非正规就业的负向作用变大。     

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效率分析

高效率的金融制度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提高经济的总体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对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进行调查,从资金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制度的效率偏低,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偏高;两种金融制度的效率有各自的空间,在规模和范围较小时,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更高,而超出一定的发展范围和规模,正规金融制度的优越性则进一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