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中国1978-200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岭回归的模型和实证分析创新性地表明:1978年以来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改革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而城市服务业则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去向,正规工业部门和建筑业的发展虽然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但相对较弱.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得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是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战略选择.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问题及其对策

城镇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的地,滞后的城镇化必然难以充分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能有效地转移会影响城镇化的进程。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不相协调的原因,并探讨如何协调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措施。     

我国中东部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研究——以江西省安福县和浙江省萧山区为例

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改善我国农村和农民经济条件的有效途径。文章以江西省安福县和浙江省萧山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对我国中东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现状进行比较研究,并基于此,得出了当前我国特别是中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基本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29个省市的经验数据

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受迁移地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因素的影响,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根据全国29个省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因素和非农收入成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度。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生产总值比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城镇失业率分别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价格成本和就业风险成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要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合理转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二是降低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必要性研究

在"十二五"期间,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仍将是我国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而成为市民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本文拟对其融入城镇的必要性进行简论,以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农村劳动力转移、价格动态变化与趋同

改革开放后,农村转移劳动力迅速增加,2000年之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开始快速上涨,农村转移劳动力名义价格逐步动态趋同于所在地城镇劳动力名义价格。运用多层线性模型通实证分析表明:从1997至2009年期间城镇劳动力工资平均水平高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但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其差距在逐步缩小,中国出现了劳动力价格趋同的趋势。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趋同将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     

历史上的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尤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本文在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进行评述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情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可供借鉴的建议，以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小康建设步伐。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须消除三大障碍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重要举措。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必须不断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外部环境,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即体制政策障碍、思想观念障碍和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较低的障碍。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二元对立

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并存反映了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对立关系,其对立性集中地表现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分为三个途径:正式途径,非正式途径和非法途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近四千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都以非正式途径为主,特别是乡镇企业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两个途径中,正式途径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和成本与收益都是零,即无代价地获取城镇社会保障,无任何补偿地放弃农村社会保障。而非正式途径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由于未能得到国家承认,一方面仍就享有农村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也不享有城镇社会保障…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农户金融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435名农户的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对河北省435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对影响我国农户金融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农户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信用社社员身份、农户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农户家庭净资产水平以及农户对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认知对农户借贷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电商市场发展与中国城乡消费趋同性*——搜寻匹配的分析视角

本文扩展Bakos（1997）的模型，用以分析电商市场发展对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由于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的搜寻成本存在差异，当消费场景由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电商市场时，农村居民将获得比城镇居民更大的效用提升。电商对居民消费的渗透会更多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同时，由于缺乏标准化运作体系及相关配套设施，电商市场在促进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方面存在巨大逆差，电商在企业中的渗透更有利于城市工业品销往农村，进而扩大城乡消费差距。也就是说，电商市场发展对城乡消费差距有完全相反的两种影响，但其净效应是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基于2013-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理论分析的预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即现阶段电商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缩小中国城乡消费差距。     

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关系研究——基于城镇示范性效应的分析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城镇示范性效应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模型,考察城镇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示范性影响效应。首先对模型中反映示范性效应的变量进行了ADF平稳性检验,初步判断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中城镇示范性效应影响的存在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OLS的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检验城镇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示范带动性效应及其程度。     

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

以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序演变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县域城乡老年人口空间差异与关联性,并结合空间回归模型对差异背后的机制进行解析。主要结论为:①城乡老年人口绝对量总体呈增长态势,不考虑政策因素带来统计口径差异的影响,乡村老年人口始终高于城市,但增速较缓。②然而,乡村较城市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且速度快于城市,老龄化"城乡倒置"呈现"缩小-再扩大"的阶段性特征。③城市老龄化以东北三省、苏北及川渝为甚,乡村老龄化呈"三足鼎立"之势,以乡城人口流迁主导的城乡差异格局开始凸显,具体围绕长江三角洲、川渝、呼包鄂榆城市群郊县分布。城乡老龄化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乡村集聚性大于城市,区域不均衡较城市更明显。④新时期,人口迁移构成城乡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人口因素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各异,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文章旨在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城乡人口统筹发展指明方向,为城乡后社会主义老龄化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1994年～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公共品供给增加对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预算外收入和宏观税负的提高都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财政分权程度、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发展落后有关,城市化未能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农户技术选择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分析——兼论农户个体选择与村落群体选择的相容性

利用多人集体行动博弈分析了农户技术选择行为。结果表明,分散农户的微观行为很难形成一致性的集体行动,也很难实现农村社会宏观行为的最优化。实际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群体的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不相同;种养规模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正规途径获得农业新技术,种养规模越小的农户越倾向于从民间途径获得农业新技术;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供给模式并没有获得农民的完全认可。最后提出:提高农户的组织化水平、提高技术供给主体的供给实力,是突破农户自身无序选择、实现农村社会宏观行为最优的有效手段。     

农民工定居城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根据2008年关于农民工定居与城市适应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分析了资本积累与定居的关系。在城时间、进城后职业培训情况、城市交往情况、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对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城市资本积累是农民工定居的积极影响因素;而进城目的、家庭规模、土地承包情况等对定居都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西南地区农村投资水平和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影响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农民农业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农村投资水平、农地利用效率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农村投资水平、农地综合效率、农地纯技术效率、农地规模效率与农民农业收入存在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其中,农地综合效率的贡献度远高于农村投资水平,农地规模效率的贡献度高于农地纯技术效率;短期内,农村投资水平对收入的调整为正向,农地纯技术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负后正,农地规模效率对收入的调整先正后负。长期来看,加大农村投资力度,提高农地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均有利于促进农业收入增长,但关键是要提高农地规模效率。短期内,加大农村投资力度同样有利于农业收入增长,而提高农地纯技术效率则使农业收入增长先降后升,在规模报酬递减范围内的农地规模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增长。     

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思考——以成都改革为对象的分析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论文对成都统筹城乡改革中有关农民权益保障,包括经济权益、社会权益、政治权益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指出,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作为制度的整体设计者与公共资源的主体供给者前提下,从农民的权益诉求出发,落实并保障农民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