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机理研究

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促进高质量发展、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参与精准扶贫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根本保证，党组织建设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引领。本文以2013—2018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党组织建设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本文发现：党组织建设有效促进了企业精准扶贫，相应地也促进了企业效益提升。进一步地，在扶贫重要性高的地区、政治信任程度高的地区和员工人数多的企业中，党组织建设对企业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更大。本研究是对精准扶贫、社会责任和企业党组织建设研究的重要补充，也为巩固脱贫成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媒体关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媒体关注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体关注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进程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越好。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即: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媒体的监督作用越容易发挥,媒体关注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督促作用越强。     

媒体报道、市场化进程与高管薪酬

本文以2008~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媒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及不同市场化进程下媒体负面报道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控制媒体报道与高管薪酬之间相互影响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媒体正面报道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媒体负面报道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水平且在国有公司中该作用更加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媒体负面报道对高管薪酬的降低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媒体报道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市场化进程、机构投资者与薪酬激励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市场化进程、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激励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显著正相关;市场化进程是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发挥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地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起到促进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与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无显著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是,其积极治理效应的发挥受到市场化进程因素的限制。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不仅要继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还要相应改善其所处的制度环境。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动因分析

本文在与精准扶贫相关的公益捐赠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文献基础上，以2018年北京市上市公司极其个别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动因分析。其中将动因分为经济动因主导型、制度动因主导型和道德动因主导型，并根据不同类别的公司进行分析得出不同公司受何 种动因影响更大的结论，提出企业应更好地结合自身产业特色进行扶贫的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效应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及第三方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与风险负相关；（2）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绩效和风险的积极效应更显著；（3）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有效减轻财务风险和违约风险；（4）社会责任履行表现的评价越高，公司股票市场表现更好，但现有融券卖空机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无反应。     

我国上市公司扶贫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及优化改进

文章以2016-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上市公司扶贫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统计结果发现:扶贫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逐渐完善,但同时还存在扶贫履行避重就轻、与自身情况结合性差、评估指标尚未量化、第三方认证机制缺失等问题。为此,文章考察了资本市场在扶贫攻坚战上的运用,拟构建上市公司扶贫社会责任标准、制定可量化的扶贫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估指标评分体系。有利于从扶贫社会责任的标准化、透明度、合规性等角度建立健全相关规则,完善监管制度,满足当前社会的现实需求。     

民营企业高管政治激励与社会责任“迎合”行为研究

我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整体水平较低，并存在“两极合流”的现象。本文以高管政治身份为研究切入点，分析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迎合”行为。研究发现：①高管政治身份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的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但同时并未显著抑制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存在的不足。证实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存在“迎合倾向”，是一项“象征性”或“策略性”行为，回答了“两极合流”现象的成因。②薪酬差距激励会削弱高管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薪酬激励对高管政治身份的“政府干预”倾向具有治理效应。③高管过度自信则在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超额社会责任表现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研究揭示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良性机制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股东身份、生态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基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行业的研究

本文以2010—2011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身份与企业履行生态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履行生态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生态社会责任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所持股份为非流通股显著正相关,大股东的国有身份对履行生态社会责任不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对促进企业履行生态社会责任、推动和谐社会构建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与现金持有量的关联性研究

文章以社会责任表现指标为出发点,探讨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联性作用,从而为上市公司价值提升和规避风险起到引导作用。首先阐述了社会责任履行和现金持有量对上市公司的重要作用及两者的研究现状,然后采用指标表现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加以量化,研究其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后得出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增加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从而有效增加公司价值,规避经济市场大幅度异常变动的风险。     

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薪酬契约

高管薪酬作为研究的主题一直受到关注,但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将视角放到企业之外的产品市场竞争。通过运用沪深证券交易所2003—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年度货币薪酬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激励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强,则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越强,但国有企业不敏感;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产品市场竞争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强,而这一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不明显;高市场化进程的国有非保护性行业和低市场化进程的保护性行业敏感性较强。市场化程度的加强可以提高竞争水平,从而作为外部机制有效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敏感性。     

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纪委是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能,其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1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企业纪委治理这一制度安排对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纪委治理能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响应脱贫攻坚战略;(2)在区分了扶贫类型之后,纪委治理更能促使国有企业选择造血式扶贫方式而非输血式扶贫;(3)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均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纪委治理还保障了企业脱贫攻坚投入的持续性;(4)机制分析表明,证券监管距离较远、国家审计监管距离较远以及企业聘用小规模审计师事务所时,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强。本研究丰富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了纪委在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监督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新时期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助力国有企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地理分散化与企业社会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上市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主体,深化履行社会责任既是时代的需求,更是自身发展的需要.本文以2013-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地理分布数据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年度样本为实证基础,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母子公司地理位置的分散化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地理分散化程度与股东、员工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权益责任呈倒U形曲线趋势.研究表明,企业适度的地理分散化有助于企业提升社会责任表现,而过度分散则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的产权性质和企业地理分散化形成的异质性市场化环境,会对企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公益责任履行形成影响.本文以上市公司六年的信息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地理分散化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表现和内在机理,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理论,还为政府和市场各方洞悉企业在地理分散化条件下的社会责任履行状况提供了实证依据.     

以金融为纽带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实践和探索——以苍南农商银行为例

近年来,苍南农商银行坚持立足本土,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县域金融扶贫的主要实践者、参与者,在金融扶贫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文章以金融扶贫作为切入点,深刻认识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介绍近年来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深入分析精准扶贫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更好、更全面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出了具有参考及借鉴意义的建议。     

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其对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

精准扶贫政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所提出的新举措,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加强村民参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东兴乡的扶贫实践,通过梳理村民参与精准扶贫的重要性,以有利于优化扶贫治理模式、有利于提高扶贫工作效益、有利于构建长效扶贫机制。通过分析村民参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困境发现,在精准识别工作中村民参与不足、在精准帮扶工作中村民参与被弱化、在精准管理工作中村民参与被排斥等问题严重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研究结果表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提高村民参与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村民参与社会协作,推进村民参与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     

北京市上市公司精准扶贫投入成效分析

精准脱贫在我国三大攻坚战中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本文通过搜集北京市上市公司的精 准扶贫建档建卡脱贫人数，探索扶贫投入与扶贫成效的内在联系，判断企业扶贫成效，使企业精准扶贫工作更好地开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抉择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举措,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抉择。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挑战、历史教训与成功经验,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定位为破解陷阱的战略抉择。要明确"扶持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到实处。推进四化同步,带动贫困地区快速发展。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模式,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市场化进程是否促进了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本文的研究主题。笔者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我国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地区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呈现正相关关系,市场化能够推动企业家创新精神。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地区市场化进程激励了企业家追求长期发展经济的动机。     

产权性质、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认可度

本文以5·12地震后发布捐款公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资本市场对企业特定社会责任履行行为的认可程度。研究发现,一般来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质量越高,资本市场认可程度越高;同时,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的产权性质也有所区别;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的这种影响来源于因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同捐款动机。另外,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差异也影响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行为的认可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