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编者注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当前“用工荒”: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预警

当前"用工荒"的出现与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密切相关,体现为结构性用工荒、行业性用工荒、季节性用工荒、区域性用工荒以及这四种类型用工荒的"叠加"。"用工荒"的出现是要求经济结构转型的一种预警,但是否能够因此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应该审慎。"用工荒"会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应对当前乃至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更为严重的"用工荒"问题,企业方面既需要适度涨薪并善待农民工,也需要考虑转型升级的问题;政府方面要助推低端企业升级或转型,通过完善制度为农民工融入当地创造良好的环境;农民工要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能水平。     

关于中国民工荒问题的思考——基于对刘易斯模型的探究

针对中国近年来的民工荒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刘易斯模型提出了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结束的观点,另外一些学者则把刘易斯模型的特点与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特点相对应,从不同的角度反驳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观点,笔者则从微观的角度结合新一代农民工的特征来分析"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这一观点的不正确性,并针对当前的民工荒问题提出解决策略。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

本文从农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及收入差距等角度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论证和检验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结论是:①由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在2005年之前均为负值,2006年开始转为正值,并且快速增长。②从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明显地看出2004年之后劳动供给曲线明显向上倾斜。③从全国、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及城镇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出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说明我国城镇出现了代表经济阶段性变化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以上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已在2005年后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进入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最低工资制度能提高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吗

本文以民营企业要素投入行为为切入点,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于2005-2008年和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民营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降低了技术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分解影响机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带来正向的收入效应,但也导致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整体而言,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为发挥最低工资制度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占比的正向作用,继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贯彻相关法规实施、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成为重要措施。     

中国私营企业劳动生产率变化及影响因素剖析——基于199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1998年～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私营工业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998年～2001年间,私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国有企业,但从2002年开始,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反超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私营企业技术研发的相对滞后、不健全的用人机制和不合理的行业分布等因素是导致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     

POST-REFORM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SOURCES OF GROWTH IN CHINESE INDUSTRY: 1980–85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ts sources in 39 Chinese industries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1980–85. We use both the gross-output and value-added models to isol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labor, capital, material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to growth in industrial output. Using new data from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Census of China (1988) for large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Chinese industries, in particular, those in the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d sharp increase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1984–85 period as compared to the 1980–84 period. Moreover, collective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show higher outpu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ains than do state enterprises. Ou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ains are closely tied to increases in retained profi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employees that are technical workers. However, labor bonuse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从“工荒”看企业的根植性

企业根植性理论提供了一个联系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视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的依赖表现为企业内部制度的某种缺陷,即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像科斯等所言,要与雇员签定较为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一旦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即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不确定性,内部制度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于是出现了“工荒”。企业外部环境对企业内部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企业根植性的又一具体表现。构建劳动力市场三方机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北京市劳动力就业与所有制结构分析

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单位劳动力就业趋势及就业现状分析发现,北京市较大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国有企业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及私营企业规模偏小,外部环境有待改善等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因此,要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非国有企业的发育,并将所有制结构调整与综合配套改革相结合,促进劳动力就业。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30年

当前,民营经济已经发展成为经济舞台上一股活跃而不可忽视的力量。民营经济"走出去"取得的巨大进展,蕴含着几代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历程,也伴随着30年来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革。随着实力的壮大,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对外投资势头越来越猛,取得了积极进展。与此同时,也给新时期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环境提出了新要求。     

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 基本路径及走势*

本文基于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系统勾勒了中国近百年来劳动关系历史演化的基本路径和走势：劳资两利、劳工异化与资本回归是百年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基本线索；晋徽商帮、民国商会与国企民企折射百年中国雇主组织演变的历史轨迹；顶身股、包身工、固定工与农民工反映百年中国劳动者身份地位演化走势；立法规制、行政包办与宏观调控透视百年中国劳动关系管理的政府角色演变。鉴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特色及转型现实，市场化、契约化与法治化应成为未来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的基本取向和战略选择。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关联企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建立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并通过以下机制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一,作为法律替代机制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第二,缓解民营企业因所有制歧视造成的融资难问题;第三,有助于民营企业克服行业准入的管制性壁垒。     

公、私制企业效率工资的比较研究

造成国有、私营企业绩效差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二者生产效率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有、私营企业生产效率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不能解雇工人的劳动用工制度。国有企业的目标多元化要求其必须对稳定社会就业承担责任,即不能解雇工人,但这给国有企业对工人的管理激励带来很大困难,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严重后果。     

中国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和投资效率

本文利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系统地研究中国私营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和投资效率问题。样本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材料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私营企业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上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地区,然而这种优势主要集中表现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上。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各地区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弹性稳定地处于0.2—0.3之间。对生产率方差的分解表明,地区和行业内部近90%的生产率差异来自TFP的差异,劳均资本的差异只占贡献来源的13%左右。虽然行业间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来源还是TFP,但地区间的生产率差异则主要来源于劳均资本的差异。资本边际产出在地区间和行业间的不均衡分布意味着部门间存在资本配置的非效率。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省际间资本重置给私营制造业带来的潜在产出增长效果比行业间的资本重置更加明显,这意味着私营制造业资本的地区间流动障碍比行业间障碍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