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济人”道德起来——基于对美国基金会的分析

经济学讲不讲道德？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是争论颇多。1998年，樊纲在《读书》上一篇《“不道德”的经济学》将这种争论推向了高潮。樊纲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价值判断离不开道德，但是经济学本身却并不研究道德问题。”后来，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经济学者的赞同，认为“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不可调和的，提出“道德是经济学的黑洞”，主张经济学应当远离道德问题。     

合作效率的三个维度：自由、道德与正义

8年前，樊纲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不道德”的经济学》，从而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伦理问题的大讨论。经济学把“自利”作为分析人类行为的预设，似乎是一件无可挑剔的事。甚至连茅于轼这样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认为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遵循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也许，它反映了人们对“休谟法则”的深信不疑：我们不可能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1739年，休谟在《人性论》中严格区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提出不可能从“实然”推出“应然”的著名论断，被道德哲学家黑尔和政治哲学大师罗尔斯称为“休谟法则”（Hume‘s Law）。1785年，《人性论》发表约50年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为他的“道德律令”做了如此诠释：“我们确实不理解道德命令的无条件实践的必然性，但我们却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对一种力求以其原理来达到人类理性极限的哲学来说，也只能作如此程度的要求。”     

经合组织的扩容及其责任

继今年5月7日智利正式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后，经合组织5月10日宣布，同意吸收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三国为新成员，从而使这个号称“富人俱乐部”的组织成员数量增至34个。“富人俱乐部”的扩容显示了发达国家集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当前“富人”争当“村官”现象的思考

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先富群体”争当“村官”的现象十分普遍，已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显著特点。所谓“先富群体”，在农村而言，主要指先富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这个群体大多数“富人”，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富人”争当“村官”，标志着村“两委”干部正在由道德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动向。     

论经济学中的道德内涵——从“斯密难题”说起

亚当.斯密提出并系统论证的“经济人”概念并非狭隘范畴,其间蕴涵着“利己”走向“利他”的丰富内涵。在经济学引入道德分析后,“经济人”与“道德人”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使道德成为了经济分析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道德具有利益、合作、契约及公平的经济内涵,“斯密难题”并非是一个悖论。     

诺贝尔和平奖奖励尤努斯的是什么

孟加拉国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创办了专门从事小额信贷的乡村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乡村”的意思。）银行，帮助了数百万的穷人、特别是妇女摆脱了贫苦，并因此被授予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同的人从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有的人说“穷人的信用不比富人差”，有的人说中国呼唤“穷人经济学”、“穷人绎济学”、“穷人银行家”，有的人赞赏尤努斯先生对穷人的关爱和信任，有的人痛斥中国的银行和“坏经济学家”、“坏经济学理论”嫌贫爱富，傍大款，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等等。     

“赶超共识”模式中的事实选择和博弈分析——与瞿宛文教授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瞿宛文（2009）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赶超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以下简称《赶超》）中，将中国汽车，特别是轿车产业的政策表述为“有赖于各方对追求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赶超西方各国成为检验政策成效的有效标准”的“赶超共识模式”，并进一步提出在此模式下“中央成为竞争平台，各方博弈在赶超共识下，     

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

所谓“演化经济学”（又可译为“进化经济学”），是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步形成的一股思潮，它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试图为整个理论经济学的发展重新定向。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并没有产生出一致公认的代表性理论，但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研究纲领，对于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有着不可轻视的意义。     

从“仇富”心理论富人的财富伦理观

“仇富”现象已成为我国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对“仇富”心理从富人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割析,可得出诸多成因,如“原始积累”的合法性遭到质疑;畸形消费,暴露素质缺陷和慈善事业富豪缺位严重等。现代文明是在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享受财富中实现的,当代中国急需树立符合道德的财富伦理观。富人群体更应以合法的途径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同时,又健康文明地支配财富,并在引导民众对财富的价值判断,追求高层次的财富伦理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上有所作为。     

新古典经济学相关问题的探讨

新古典经济学,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Classi—calEconomics）;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整合”。     

我国生态经济现阶段研究新进展

我国生态经济现阶段研究新进展贲克平周宝英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召开第三届学术讨论会，针对现阶段我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展开热烈研讨，现将该会上的主要学术观点分述如下：１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１．１关于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发展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经过近一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１）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使多数人认识到“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的。”（２）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的错误导向致使人类在自然界造成了大笔大笔的“赤字财政”；认识到自然资源同其它任何产品一样是人类最必不可少的资产，而这一资产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不可对立的，必须由“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协调发展”。（３）拓宽了生产、消费、交换及价值的范畴，使它们由狭窄的纯“经济”术语演变成“生态经济”术语，从而初步表明了生产的广泛性、消费的多样性、交换的复杂性以及价值的多向性，由此更新了人们的生产观、需求观以及价值观。（４）将再生产概念扩展为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复合，由此将经济平衡思想上升到生态经济平     

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研讨会综述

2006年3月9日，在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成立1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认真探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经济学解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政治哲学与法学上的—个重要命题，乍一看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不过，经济学既然有“帝国主义”之称，法律经济学（又有“法和经济学”的说法）也已经大行其道久矣，这个政治哲学与法学匕的重要命题与经济学之间亦非完全隔离。     

转型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有益探索——评王曦著《中国转型经济总需求分析：微观基础与总量运行》

20世纪90年代，笔者撰写了不少经济学学术书评，评论过当时出版的一些比较优秀和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并结集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6）及其修订版《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1999），笔者也博得了一个“批评家”的雅号。但是，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浮躁起来，好的著作不多，像样的书评更少。一些人请我写书评，有的被婉言谢绝，一些应诺的评论之作，也以批评为主，比较尖锐的，如：2002年写的《金融托管：理论与实践——兼评（金融托管经典案例研究）》（2005），《制度分析的误区及其校正——制度分析的最新发展与（制度经济学三人谈）》（2005）。最近，读了王曦的大作《中国转型经济总需求分析：微观基础与总量运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以下简称《总需求》，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觉得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一部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著作，有必要予以评介。一方面对作者的治学态度和探索精神给以肯定和赞扬，另一方面，也想借此讨论一下经济研究的道路和方法问题。     

“富人治村”现象的成因考察及其隐忧探析——基于浙江义乌市7个村的实地调研

“富人治村”是个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它是农村“空心化”村治困境下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另一方面,缺乏健全法规与有效监督的“贿选”问题无疑会极大破坏村民自治、异化基层民主;此外,“富人”村官们在将自身各种优势资源运用于一种深谙乡村道义认同的治理术时,逐渐将普通村民排除于村庄政治舞台之外,“富人治村的排斥机制”日益强化.本文采用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验研究,旨在从制度经济学的进路剖析该现象的成因,解读“富人治村”背景下不同主体的心理,探究其村治模式的隐忧,并分析其对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结构可能带来的影响.     

高校开展亲情教育的经济学意义简析

如何调动大学生成人、成才、成长的道德自觉与内在动力，是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核心问题。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高校开展的亲情教育的经济学意义及实效性。     

信任研究新进展

近年以来，信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社会信任的水平可以直接预测经济的繁荣（Fukuyama，1995）。研究数据表明，一个国家的信任水平提高一个标准差，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相应提高1．5个标准差（Knack＆Keefer，1997）。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或信任，与法律机制相比，信誉机制成本更低，更为有效（张维迎，2002）。信任是维持组织效能，促使组织生存的重要因素，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也是管理者应对组织中各种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     

龚天平教授与管理伦理、企业伦理研究

龚天平教授近年以“管理伦理”和“企业伦理”研究为重点,主要提出了如下学术观点： 一、关于“管理伦理”（一）现代管理应追求伦理。管理中本来就包含有“伦理因子”。中国儒家的合乎道德的管理即强调道德是管理的价值目标的思想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伦理道德的管理价值的思想,充分说明管理应追求伦理;而现代管理中的经济丑闻、社会压力、激烈竞争等因素则迫使管理追求伦理。     

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艺术

好几次当一个新朋友得知我是学经济学专业时，往往显得十分有把握地对我说：“哦，学经济学的，那你生活得一定非常实在、精明。”每次听到这些话，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感觉这些话里面含有言外之意。据我的理解，这些言外之意似乎就是学经济学的都是实用主义者，在这些实用主义者的生活词汇中，充满的是成本、收益，甚至“我的眼里只有你——金钱”，而找不到情趣、浪漫、享受，所以生活一定枯燥乏味，一句话，学经济学的缺乏生活艺术。这不仅仅是对学经济学的人的误解，更是对经济学的误解。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这样误解也就罢了，问题是，不仅有这种误解的人很多，而且其中不乏拥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感到有必要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故在此专门谈谈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艺术。     

如果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七八年前，樊纲先生提出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家也不讲道德，“投石惊破井中天”，激起了一阵波澜。这几年平静了。现在谢作诗先生又旧话重叙，再投一石，不过改了一下命题：经济学不排斥道德，但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经济学家茶座》第14辑)这一改改得很有道理。因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绝不是空洞、枯燥的公理、数字、模型，总要涉及增长、发展、就业、通胀、效率、公平、收入、福利、反贫困等等需要做出价值判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