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状态资本存量水平的决定问题

文章探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因,提出资本存量稳定状态的条件是资本的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折旧,稳定状态资本存量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劳动效率。文章认为劳动效率的增长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同一资本存量时的产出与净产出,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提高稳定状态时的资本存量水平,从而更进一步地提高了经济的产出与净产出。     

中国投资行为研究

本文测算了我国1980--2002年的资本存量，估计了我国的投资函数。从估计结果来看，我国资本存量从1980年的695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50672亿元（1980年价），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35％。毫无疑问，快速的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我们估计了我国的投资函数，实证结果表明需求导向的投资机制已经在我国基本形成，而产出和资l本成本是决定投资数目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而深入考察基础设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全国及省际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基础设施投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调整,进而通过永续盘存法分别估算了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际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可变折旧率估计及资本存量测算

现有文献主要利用统计法确定我国折旧率,很少学者利用计量法估计我国折旧率。本文利用生产函数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我国不变和可变折旧率,并测算1978-2012年我国资本存量。首先利用增长率法和计量法估计初始期1978年我国资本存量,利用生产函数构建折旧率四种模型。由1978-2012年我国产出等数据,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四种折旧率模型得到:劳动力弹性系数为0.4左右;固定不变折旧率为5.65%左右;可变折旧率与GDP增长率相关,且在1993年发生结构变化,可变折旧率均值为5.63%左右。为了检验小样本极大似然估计可靠性,本文采用蒙特卡罗法检验模型参数估计是无偏可信。由估计的折旧率等数据,我们测算出1978-2012年我国资本存量,其值处于现有文献测算的资本存量之间。     

中国省级资本存量估算研究综述

资本存量是用于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评价的重要变量.各省级资本存量估算不但可以用来描述各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也可用比较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分析差距形成的原因.我国学者大都以永续盘存法为框架,从不同层面估算我国省级资要存量,结果表明,方法与数据质量对省级资本存量估算存量准确性影响较大,随着研究的深入,估算结果愈加接近.同时,对于北京资本存量估算成果不多,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

通过回顾和比较已有研究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文献 ,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几次重大补充和调整 ,本文对各年投资流量、投资品价格指数、折旧率 重置率、基年资本存量的选择与构造以及缺失数据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补充和调整后的分省数据 ,根据永续盘存法估计了中国大陆 3 0个省区市 1 952— 2 0 0 0年各年末的物质资本存量。     

中国农村资本存量K的估计

关于中国当代经济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要用到资本投入这个变量,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投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科学的规定资本的范围来度量资本投入数值对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资本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等一切可以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本,而狭义的资本概念仅指物质资本。资本存量是指在一定时点上所积存的物质资本,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用资本存量作为度量资本投入的指标是合适的。本文所测算的农村资本存量所指的是农村物质资本存量。     

转轨时期我国行业层面资本积累的研究——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的测算

本文区分了资本财富存量估算和资本服务流量估算的差异,并使用OECD的资本测算框架估算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我国行业层面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数据。结果表明,同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资本产出比还是资本收益率数据,都不能说明我国资本积累过度;但基础设施行业的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偏快。从资本流量估算结果发现,制造业的资本生产率在提高,而第三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资本生产率在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的贡献;而行业间资本再配置效应为负。     

中国内地各省区1952—2009年实物资本存量估算

中国内地各省区的实物资本存量估算及相关研究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永续存盘法对中国内地各省区1952-2009年的实物资本存量进行估算.通过对比分析已有的研究文献,利用现有的资料与统计数据对永续存盘法估算每年实物资本存量所用到的几个指标:每年的投资流量、每年实物资本存量的折旧、每年投资流量的价格指数以及初始年份实物资本存量进行了详细的筛选与界定,并且对缺失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与处理.     

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一个财政分权框架下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最优公共资本投资配置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我国全国和省份经济数据为基础对本文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我国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不尽合理,全国和地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比重明显偏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公共资本投资事权划分也欠妥,资本性支出分权水平明显过高。这些结论对于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整、政府间事权的科学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都经济圈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来自1978年至2012年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1978-2012年的有关数据,采用ADF平稳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研究金融发展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效果。结果发现：供给领先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主导和影响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是,金融对首都经济圈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效应尚未完全释放,金融领域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成为影响和制约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的主要因素。因此,金融支持首都经济圈产业升级的政策着力点是,推动区域金融协调合作、提升金融市场的容量与层次、发展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加快区域金融创新步伐、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等。     

资本形成、融资偏好与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资本形成的演变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主导型模式、转轨体制下银行主导模式和市场经济下多元化阶段。我国的资本形成比率和经济增长率形成了显著的剪刀差,资本-产出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出现这个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是资本的形成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敏感。这意味着,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严重制约。     

金融发展、资本积累与内生增长:一个评述

本文以资本外溢AK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对金融发展、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作了一个文献综述.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改善投资配置效率和改变储蓄率等途径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并形成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均衡.经验分析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证实了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如何有效发挥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以2010-2017年北京上市公司为实证样本,发现风险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面板数据中不显著,但在截面数据中正向显著。在截面回归中引入年度虚拟变量或行业虚拟变量后,发现面板数据中的行业异质性是导致风险投资对研发投入影响不显著的重要原因。为此,对样本数大于30的12个行业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风险投资对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3个行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而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2个行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为负,该结论在引入正向影响虚拟变量D1和负向影响虚拟变量D2的回归中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在风险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Capital Inflows on Domestic Economy across the Sub-Saharan Africa Countries

Using GMM mode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capital inflows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44 Sub-Saharan Africa (SSA) countries from 2003–2012. 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the SSA remains to be the largest percentage share, accounting for 35% of the total capital inflows. FDI inflow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domestic investment across the SSA in both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Other key macr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age dependency ratio,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terms of trad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trade openness also play vital roles in determining domestic investment.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人力资本产权收益

本文从财务角度对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实现机制进行研究.从财务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是有意识投资的,具有促进财富和经济增长的内在特性的,一种能享有资本产权收益的价值.所有员工都符合人力资本的特性,因此都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栽体.按层次可将人力资本分为高层、中层、基层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产权特性具有债权和股权双重特性,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在双重特性上的分布程度是不同的.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构成既包括债权投资意义上的收益,也包括股权投资意义上的收益.相对于非人力资本享受的税后收益,人力资本的税后收益的意义更为广泛,还包括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收益.文章提出构建以契约底薪和法定保险为基础,以税后收益分配为调节,同时实施人力资本产权基金制度的人力资本产权收益的实现模式.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困境

本文以产权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困境.人力资本的天然私有性使得企业进行培训投资的直接结果是受训者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企业在与培训后雇员的谈判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企业必须将培训的部分收益给予雇员,形成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困境,从而对企业事前的培训投资产生一定的扭曲.只有当预期未来收益足够高时,企业才会提供培训.各种影响企业获得收益的因素都会对企业的培训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