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混合所有制程度和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北大核心CSSCI

在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影响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制度性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动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金融资产配置越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企业中,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企业的逐利动机强弱则对上述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1)区分金融资产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较强,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2)区分业绩表现,在企业业绩表现较差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增强;(3)考察金融资产配置后果,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未来的投资不足、降低了财务风险。上述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混合所有制对于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蓄水池"动机,而未支持"资本逐利"动机。本文丰富了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动因研究,并从融资约束角度拓展和深化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以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企业金融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在替换核心变量测度方法或控制模型内生性后依然成立；国有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形成的金融化对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企业金融化对投资过度企业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大；财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影响资本配置效率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企业金融化对实物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且该效应在持有更多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强。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企业应充分认识金融化对实物投资的影响，不断合理分配资金和优化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避免“脱实向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经济风险治理

“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行动计划,理性认识“互联网+”经济风险性,应建立互联网之上的政府治理体系制度创新、能力建设,引导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经济转型、产业模式创新;关注“互联网+”经济现实风险,注重应用治理技术研究,实现政府经济治理技术系统构建,推动国家社会、企业多元创新发展实现风险共治.     

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路径——基于“互联网+”对零售业的影响视角

本文对零售业与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相似性进行比较研究,并基于“互联网+零售”对传统零售业经营业绩、商业模式的影响视角来分析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在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产业务三大业务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引起金融脱媒并危及到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商业模式,其影响路径与零售业具有相似性.根据零售业苏宁模式、银泰模式的突围路径,本文提出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两条策略路径——自身转型优化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本文建议政府应在互联网金融监管、商业银行增长模式、商业银行混业经营和商业银行结构优化四方面加强政策引导.     

“互联网+”助力福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

“互联网+”时代给传统汽车业带来巨大冲击与变革,“互联网+”智能汽车将以全新的汽车共享商业模式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福汽集团面对新常态,顺应新形势,对外加强合作、对内夯实基础,加快调整产业布局,有效应对“互联网+”所引发的各种变化,进一步提高企业精细化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抢抓“互联网+”历史机遇助力福建汽车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