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极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有助于财政收入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对增强地方财政韧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地方财政韧性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提升地方财政韧性,且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递增效应,且由于地区间缺乏统筹协调,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地区财政韧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需要多措并举发展数字经济,增强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处理好数字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关系,助力地区间财政韧性协同发展。     

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CRITIC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采用时间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为正“U”型非线性影响;其机理在于财政科技投入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非数字科技创新挤出效应、数字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效应;非数字科技创新挤出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促进了非数字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抑制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科技创新促进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提升了数字科技创新水平,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效应即财政科技投入有力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

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自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大力度的减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以大量的债券发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融资手段的、财政直接扩张与间接扩张并用的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从实施效果来看,本轮积极财政在总量型经济指标上表现较为明显,数量分析表明其对经济和投资增长的效果都优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保八"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同时,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此外,还带来了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膨胀,尤其是利用政府融资平台筹资形成的政府债务"信贷化"倾向,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相互传导、叠加,对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构成威胁。为考察当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状况,本课题组运用随机动态分析框架与财政风险演进理论两种方法对我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了考察,均得出当前财政具有可持续性的基本结论。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相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未来我国财政可持续性既受到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又受到人口老龄化和加大民生支出压力的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面临一定挑战。这就需要我们统筹协调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以经济的可持续为终极目标,以积极财政政策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加大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同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策略,应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主动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由推进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总量调控政策转向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调整政策,利用3～5年的时间灵活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努力加大改善民生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财政功能的转变。要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统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与监督制度、强化预算管理与监督机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行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财政可持续性与地方政府教育努力程度*

财政可持续性是影响政府教育努力程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5—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考察了财政可持续性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地级市都处于财政可持续状态，地方政府逐年上升的财政可持续性风险将降低政府教育努力程度，这一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及经济较发达城市尤为显著。     

数字化能力、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基于数据安全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化能力，提高市场适应性，增强协同创新效率。此外，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资源，其安全性亦会影响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从企业绩效视角出发，以动态能力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为基础，采用逐层回归的研究方法，对550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字化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制造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数据安全在数字化制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化服务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据安全在价值共创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价值共创在数字化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揭示了数字化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及数据安全的调节效应、价值共创的中介效应等机理。     

供给侧背景下地方政府财税政策创新与实践

财政是各级政府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当前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中,合理运用财税政策,对地方政府扩大营造良好市场竞争环境,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加快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具有重大作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财税政策调控创新与实践,只有在供给侧背景下,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财税政策进行深入的解剖和研究、创新,并付诸实践,才能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中国式分权下的区域创新绩效研究---基于资源获取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

依据资源基础理论,财政自主权作为一种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组织可利用的财政资源,是地方政府取得良好区域创新绩效的来源;使用2007—2016年中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财政分权异质性、创新绩效异质性、创新强度、内生性等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②地方政府在运用支出自主权为获取良好的区域创新绩效时,存在"软约束"问题,即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约束作用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转移支付的"公共池"效应与创新锁定效应。     

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深度赋能企业运营管理,增进企业为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创造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是"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数据挖掘方法,探究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 表明:(1)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股东、员工和社区等责任维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考虑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和弱化盈余管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数字化能够强化企业运营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信息透明度和弱化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对外信息透明度提升和对内治理优化两种机制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通过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企业创新绩效和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融资支持与创新赋能两种经济效应.(3)环境丰富性与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效应,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负向调节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在非国有产权、有政治关联和市场化程度更低地区的样本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本研究为数字化时代驱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深度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利益相关方管理和内部治理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财税制度建设

从财政的角度看,当前我国不完善的财税体制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纵向与横向财政失衡程度,使地方政府存在制度性缺口,而政策决策机制的不健全又使政策性缺口成为"常态",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累积。财政可持续性的增强,需要加快健全和完善相关财税体制,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能力,完善财政可持续的制度环境;通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债务监督和管理制度,规范各级政府的举债行为,控制好财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