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社会的女性劳动参与率

女性走向社会并在企业享受同男性具有相同的待遇 ,一直是全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 ,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改观 ,但在企业中对女性的差别待遇依然存在。这一方面与传统的人事采用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日本都市生活的特殊构造也决定了女性难以做到工作与育儿两不误。但伴随着IT革命的进展 ,即使不遭受通勤之苦 ,通过“在宅勤务”这种灵活多样的雇佣方式也可以为公司完成工作 ,所以 ,IT革命就有可能使日本社会的女性与工作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农户非农劳动参与率和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研究农户非农劳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对于户主选择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以及二者间的时间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安徽省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非农劳动参与率和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通过检验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和拥有耕地面积等因素具有显著性效应;而户主受到的农技培训、粮食补贴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户主参与非农劳动决策有不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在农村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述。     

养老保障的劳动供给效应

基于劳动参与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本文利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养老保障制度对劳动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养老保障制度存在明显的劳动供给效应,养老保险覆盖降低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尤其对于农业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养老保险待遇具有更强的收入效应,激励农村居民降低劳动供给,尽管养老保险待遇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农业劳动参与率,但农业劳动供给水平将会显著下降。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差异,新农保制度更倾向于将农村居民留在农业农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民工综合保险倾向于激励他们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则鼓励他们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加速劳动力市场转变,需要构建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在年龄较大以及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群组中表现更为突出。与此同时我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然而丈夫收入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大的家庭并不是丈夫收入增长最快的家庭。1995—2002年间丈夫收入仅仅解释了整体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12.87%,以及低收入家庭中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7.74%。与其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家庭收入提高从而家庭重新分工的自主选择,不如说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所迫。     

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在我国,受旧的劳动力管理体制影响,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的特征:计划经济体制下几近于1,二元经济体制下兼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征,转轨时期则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符合地随经济增长而不断下降。     

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与劳动参与率--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既可从劳动力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又可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角度分析;文章尝试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失业问题,通过家庭决策、教育体系两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劳动参与率特别是19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过大的原因,进而找到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有效途径,以缓解目前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     

中国劳动力参与率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本文通过对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的介绍和分析，阐述现今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并分析其现象背后的成因，同时提出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以缓解就业压力的建议及对策。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已成为世人瞩目的社会热点,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有效途径,亦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现有关于中国女性劳动力流动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为缓解我国女性就业压力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非一致性关系——以1997-2009年数据为依据

该文采用1997-2009年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单位根、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存在非一致性关系,家庭债务每增加1个单位,会促使劳动参与率减少0.246个单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政府应该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银行应该完善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措施,家庭应该合理控制债务规模与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最低工资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2013年数据,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区县不同时间上的差异,在分别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工资、就业的影响后,本文重点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参与,尤其是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1)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员工的雇佣工资显著增加6.6%,被雇佣概率下1.2%,但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不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增加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1.86个百分点,且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主。对工资收入处于最低25%的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更是显著增加3.03个百分点。(3)综合考察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以及进入劳动市场后就业概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10%,16—55岁已婚女性中就业个体的占比显著增加2个百分点。(4)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影响中年、低教育水平或来自西部地区的已婚女性。在劳动供需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通过激活劳动力存量,上调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对短期内缩小中国劳动力供需缺口有重要作用。     

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分析——基于1978-2006年中国税收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近年来,中国税收呈现高增长态势。税收增长率远超经济增长率,税收高速增长以及税收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然而,影响税收增长率变动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主要受到经济增长水平、价格水平等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经济波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变动,经济波动与税收增长率变动存在长期均衡变动关系,价格对税收增长率也有较大影响。     

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利润率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工业部门产出在不断地增长,但这种增长的背后却存在增长效率下降的问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本文提出了三个假定。基于1 963—2 0 0 3年数据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前后影响工业部门资本效率的因素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利润率下滑主要可以归因于:工业部门技术选择的偏差、厂商的数量增加以及投入品价格的上涨。     

The effect of shocks to labour market flows on unemployment and participation rate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labour market dynamics, in particular of flows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how they interact and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unemployment rates and participation rates, the two main indicators of labour market performance. Our analysis has two special features. First, apart from the two labour market states –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 we consider a third state – out of the labour force. Second, we study net rather than gross flows, where net refers to the balance of flows between any two labour market states. Distinguishing a third stat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labour market flows to and from that state are quantitatively important. Focusing on net flows simplifie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flows and allows us to perform a dynamic analysis in a structural vector-autoregression framework. We find that a shock to the net flow from unemployment to employment driv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e participation rat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while a shock to the net flow from not in the labour force to unemployment drives the rat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低经济增长率之迷:结构变迁视角

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由非服务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基于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大国结构变迁促进了服务业快速增长,但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增加及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对平均经济增长率贡献程度微弱,资源再配置的综合作用对经济增长率提供负0.16个百分点的贡献,导致经济大国在后工业化时代平均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维持制造业的投资水平以保持适度的工业化水平以及对从非服务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行适当的再就业培训,是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大国维持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的必要途径。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既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也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还处于较低的层面,存在着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低,参与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明显;公民参与缺乏制度化和组织化保障、公民危机应急能力培训缺失等问题。因此,必须更新观念、完善城市危机法律制度和危机教育机制。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下中国经济政策——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就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争议不断。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情况下,并未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央政府基于国家发展水平就未来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处于两难境地,期望建立健全"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减轻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从我国2009年1月至2013年11月之间人民币有效汇率、出口总额等指标的分析看,人民币汇率变化带动出口贸易的变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出口贸易呈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变化是适度的。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快速上升,将对我国出口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严重冲击。为此,可以分别采取积极扩大内需、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开拓新兴市场和鼓励外商投资等应对措施。     

略论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与变迁

公民政治参与是当代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也经历了曲折的三个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领域、意识、手段都发生了变化,从这些表面变化中可以透视其内在的嬗变：从革命型、动员型、激情化向建设型、自主型、理性化转变。未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还将不断完善。     

关于当前我国储蓄与利率问题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 1996～ 2 0 0 2年我国利息率连续 8次下调而居民储蓄却逆势激增、存贷款差额扩大的运行情况 ,从储蓄功能多元化角度解析了其原因 ,并对未来我国居民储蓄的出路及利息走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利率作用不对称性对投资的影响研究

1996年后我国经济经历了通缩、通胀和两者共存的发展阶段,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上开始逐渐重视利率的调控作用,曾在7年内7次下调贷款利率,2004年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通胀压力的增大,我国再次进入加息周期。利率的历次变动是否发挥了货币政策对各经济变量传导功能是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运用1996～2007年的季度数据,在分别考察了利率下调及上升基础上,对我国资产投资的利率弹性做出定量分析,并在投资总量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对投资同比增长率和利率变动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