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票发行制度变迁及若干思考

股票发行是资本市场的核心环节之一。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特定背景,总结分析了股票发行制度从额度制到核准制的演变、相关制度的特点、利弊及其市场化改革的成效。研究发现,我国转轨经济环境、市场文化和市场流动性问题是进一步改革股票发行制度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辩证看待新股破发,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发行机制

新股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带来投资者期望的结果。新股发行一方面成为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的盛宴,另一方面则变成了市场与投资者的梦魇。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的"三高"发行成为新股发行市场的毒瘤。新股破发、中止发行使证券市场赖以生存的投资和融资功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了投资者的最大期盼。     

新股价格制定及市场反应中的会计信息分析

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定价及其价格波动与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密切相关。在股票发行定价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券商、一级市场投资者、二级市场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反应是有差异的。     

发行审核制度改革的思路

为促进资本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应改革发行审核制度,逐步向注册制过渡,并降低上市门槛,为更多的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的首次公开发行（JPO）机会。本文提出以注册制为长期目标、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加强监管的总体思路。     

新股发行体制酝酿变革

正相比当前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顺风顺水,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之路将风雨兼程针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5项改革要求。《决定》出台后短短几周内,关乎市场前景的数项措施即密集出台,一些重磅政策也纷纷落地。这其中,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新股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是包括《决定》在内的中央高层文件反复对资本市场提出的核心要求,也是证监部门在《决定》出台后最先作出反应的改革落点。但相比当前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顺风顺水,市场认为,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改革之路将风雨兼程,而股票发行要从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更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愿望和要求"。     

我国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问题初探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发行制度演进过程 一般地，我们以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成立及其1991年7月正式运作作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的标志。在1992年国家证券委和中国证券会成立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证券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兼负责证券发行市场主要管理工作；1993年4月，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股票发行实行审批制度；1996年12月，中央发布《关于股票发行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发行原则由单纯的额度控制改为“控制总量，限报家数”；1998年12月通过《证券法》，证券发行审批制度改为核准制，2003年12月2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规定2004年2月1日起证券发行实行保荐制度，让券商和责任人对其承销发行的股票，负有一定的持续性连带担保责任。保荐人制度的实施，是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     

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法经济学分析与路径选择

证券发行权和上市权的权力属性与信息披露理念是注册制改革的法理根基,前者决定了证券发行上市根植于市场机制,后者决定了证券监管根植于法定审核机制.本文基于博弈论剖析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法理根基,以成本收益分析的具体方法量化证券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的行为,确立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具体路径,并提出目前中国证券发行审核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型的政策建议.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近10年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定价效率进行了分析,对比了不同制度背景下发行定价效率的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定价效率,也加大了市场风险,因此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防范风险、抑制投机是进一步提高新股定价效率的必由之路。     

分食新股大蛋糕——IPO新规下的“打新”策略

改革后的新股发行制度已经运行了一个多月，期间密集发行的多只新股再度燃起了市场“打新”、“炒新”的热潮。由于我国A股市场发行制度尚未完善，加之市场本身还不够成熟，因此，新股上市初期总是难免被爆炒的命运。尽管IPO新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定价的市场化，新近上市的桂林三金、万马电缆、家润多首日涨幅较之过去新股的表现有所收敛，但也分别高达82％、125％和93％。可见，新股仍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     

贵州上市公司股票发行问题研究

贵州省近年来注重金融业的发展,但其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仍存在不少问题。以贵州省上市公司股票发行的现状为切入点,首先阐述了贵州省上市公司股票发行的作用,然后分析了贵州省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贵州省上市公司股票发行的建议和策略。     

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生活世界有三个维度——"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能够长期延续的生活,在这三个维度上积累,形成传统。生活世界外生的或内生的变动,也依这三个维度分解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变动。与传统相冲突的变动,只要足够强烈就可使传统持续演变。转型期社会的特征,是变动与传统的持续冲突。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显著的变动,可表述为适合市场经济的"小世界"网络结构的扩展过程。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机会、财富和权力在人群当中的"幂律"分布,从而引发普遍的正义诉求——表现为大众对"公平"的迫切需求,这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初级形式。在精神生活的不发达阶段,大众在社会生活维度上的正义诉求不能转化为精神生活维度上的自我满足。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平面之内满足正义诉求的基本途径,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消除或缓解权力的幂律分布,从而要求生活世界的网络结构从效率主导的演变为情感主导的。物质生活的效率原则与情感生活的心性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高级形式。     

"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与改革思路探析

"三农"问题在我国既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歧视是造成"三农"问题的主要根源。城乡分异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不平等的社会身份;长期"以农哺工"的产业政策、向上倾斜的财税制度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公共政策是造成农村贫困、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土地管理制度使农民长期承受过多过重的社会负担,造成农民生活贫困化和边缘化;不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农业产业化缺乏有效的资本支持……加快体制改革步伐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但土地管理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还需要理论创新的支持。     

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后绩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前后的绩效分布和变化特征,并重点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了绩效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资本市场成熟度、机构投资者、集权式管理、股权再融资和独立审计选择能够促进民营化发行后绩效水平的改善,市场竞争度、大股东控制度、中央控制、股权制衡度和关联交易对民营化发行后的绩效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而行业管制、投资者保护度、地区市场化和对外担保对民营化发行后绩效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可见,影响国有企业民营化发行后绩效变化的原因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忽视任何方面都不能全面地解释民营化绩效的变化。     

我国专利制度改革的技术创新效应分析:基于专利权人行为的观点

研究了专利制度的变动对专利权人行为的影响。通过考察专利授权率、条件寿命期这两个反映专利权人对专利制度信任程度的指标,分析中国专利制度变动前后专利权人专利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1993年和2001年的两次专利制度变动增强了专利权人获取正式专利权的意愿;1993年的专利制度变动还有效延长了专利申请到实质审查的时间跨度。因此,我国两次专利制度变动皆提升了专利权人对我国专利制度的信任程度。     

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公司现金分红吗——基于A股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各年度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各年度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显著差异,但是,短期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并不显著;长期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分红水平及分红比率均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及股份全流通的实现对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改善及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评价:林地分配平等性视角——基于福建调查的实证研究

总体来看,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使林地分配状况变差,但是对于初始林地面积较低的林户而言,林地的分配状况是改善的。总体状况变差主要是由于初始林地面积较高的林户得到了更多的林地。另外,林地面积的变化与林户改革前所拥有的林地面积之间是"U"型关系。这主要是由改革的自上而下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共同造成的。     

“窗口指导”淡化前后新股折价行为比较研究

2009年6月的新股询价机制改革以后,新股发行正式取消了询价的"窗口指导"。文章以2009年政府对新股发行的"窗口指导"改革为背景,选取改革前后在我国A股中小企业板上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边界模型,对"窗口指导"淡化前后新股发行定价中的折价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改革以前新股折价行为显著存在,且折价程度不容小视,新股故意折价是IPO高抑价的来源之一;而2009年改革后新股折价行为消失,IPO抑价几乎完全来源于二级市场对其估值过高。     

Output and unemployment dynamics in transi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ransition dynamics in a search economy. We contrast two extreme cases: a completely unexpected reform and a fully anticipated reform. We show that announcing the reform in advance leads to stagnation in anticipation and output cycl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at are more volatile than had a reform of identical magnitude been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However, the more volatile output trajectory of the anticipated case yields a higher PDV of output than an unanticipated reform of equal magnitude. This suggests that an anticipated reform is better than an unanticipated reform, even though the former induces greater volatility.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国有银行经历了多次改革而未能实现预期的商业化改革目标,甚至在其股份制改革后也很难说建立了现代银行制度。本文利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从制度互补视角对此原因进行分析,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只是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国有银行改革是在与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中实现的。     

按床日付费下医院的用药行为——案例研究

目的:分析一家大型精神病医院在住院医疗费用从按项目付费变为按床日付费后临床用药行为的变化.方法:以医院的住院药品处方明细信息为基础,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比较支付制度变革前后,该医院在单位时间内医保病人药品使用量的变化.结果:每周药品使用量在支付制度变革以后明显下降,而"基本药物"的使用量则维持原有水平.结论:本案例中,支付制度的变革促使医院在保持医疗质量的情况下减少了"非基本药物"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