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家族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与企业绩效

根据本文关于上市家族企业的界定标准,以2006年在上海、深圳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63家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中国家族企业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与企业绩效的问题。笔者认为,家族企业存在着控制性家族与外部中小股东之间形成的第一重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存在着家族控制人与经理人的第二重委托代理关系。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更偏重于家族控制人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     

家族终极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

学术界认为家族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有两重影响:"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针对上述争论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本文将探讨家族终极所有权对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对全体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家族所有权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2)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3)对家族自利倾向强的企业,家族所有权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的关系不显著;对家族自利倾向弱的企业,家族所有权可以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代理成本。(4)基于制度环境和控制人自利倾向两个维度,可以把样本区分为四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在制度环境好且控制人自利倾向低的样本中,家族所有权才能显著降低债务代理成本。基于上述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上市方式、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金字塔型的股权结构,使得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发生分离,这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金字塔类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0年的有效样本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家族上市公司的上市方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程度、现金流权、控制权以及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研究结果表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绩效整体上优于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程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现金流权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两权分离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金字塔结构下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金字塔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两类治理关系普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也从单一治理关系分析框架向两者权衡分析转变。在双重治理关系视阈下,股权激励成为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提出双重治理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2006～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及其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于第一类代理问题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未显现,这与控股股东对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有关,股权性质能够对股权激励与控股股东不同效应的体现以及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金融发展、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过度投资

针对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的问题,本文在金融发展的制度背景下,以我国2007—2011年的A股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能减弱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丰富了金融发展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文献,有助于理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董事会兼任经理层、审计需求与审计意见——从第一类代理成本角度

随着董事会兼任经理层的比例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层面逐年攀升,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逐渐凸显,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兼任经理比例与审计师选择、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兼任比例与代理成本、高质量审计需求成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能够识别审计师的质量,对本土大所的品牌认同度不高;其次,我国整个审计市场的质量偏低,还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尤其是本土大所可能存在与经理层合谋行为,出具有利于经理层的审计意见欺骗外部投资者.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     

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控制机制与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掠夺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掠夺在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关系中的传导作用。在理论上我们明确了小股东、大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三重委托代理关系,并将掠夺概念化为小股东补偿大股东的代理功能而支付给大股东的租,建立了所有权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司治理的外部控制机制和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论框架。通过以关联交易作为对大股东掠夺的直接测量,本文用事件研究法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负价值效应,并发现控股股东控制上市公司的能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对上市公司董事的股权激励以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的主要因素。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情况与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对大股东掠夺具有显著的交互效应。     

"肥猫"、股价与市场均衡: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与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不同,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与公司股价、市场均衡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一个存在做空机制的市场中,即使不考虑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不给予上市公司管理层某种形式的额外补偿,市场将极端缺乏效率。在某些极端参数条件下,市场甚至不存在均衡。我们的研究表明:抛开道德方面的考虑,类似美国AIG公司高管这样肥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避免的结果。     

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基于双重代理关系的分析

本文选取深沪两地140家国有集团附属上市公司与100家非集团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从双重代理关系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均显示:(1)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上的主导代理关系为管理层代理关系,而非控股股东代理关系,即影响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代理问题为管理层代理问题,国有控股股东由于缺位并没有将内部资本市场异化为其进行利益侵占的隐蔽渠道;(2)从集团总部层面来讲,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金,但从成员公司的层面来讲,总部与成员公司经理的代理问题使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受损。     

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代理冲突与博弈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利用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从代理冲突和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股利分配上存在政策博弈现象。博弈的结果表现为具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具备再融资条件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第一大股东参与管理的程度越低,现金股利的支付率越高,但这一特征并不显著。同时,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少分现金股利的倾向。     

公司治理视角的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

盈余管理是一个令全球投资者和政府关注,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使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进行估计,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盈余管理,盈余水平与总资产之比的平均值为7．6％左右。对公司治理变量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盈余管理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显著为负;民营控股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倾向高于国有控股企业。这些结果意味着,中国需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盈余管理的幅度。     

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

公司治理的基础是股权结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股权分置制度存在的弊端严重影响着公司治理。根据代理理论,股权代理成本可以划分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第二类代理成本。所以本文就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视角,以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得出股权集中度可以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和第二类代理成本;股权制衡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但会提高第一类代理成本;负债也会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而管理层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并未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     

家族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

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是其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重要特性，社会情感财富目标与企业经济利益间冲突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以社会情感财富为理论基础，基于573家上市家族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受市场化程度影响时，家族涉入情境下信息透明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促进企业R&D投入；家族控制对R&D投入有消极影响；当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会抑制家族所有者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动机，进而增强其对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信息透明度会缓解家族控制权对R&D投入的消极作用。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银行负债、制度环境与控股股东代理成本

债权人对控股股东的制衡力量在学术界一直鲜有人关注。文章就企业的银行负债对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内部治理机制和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的交互作用。利用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企业的银行负债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代理成本;产权性质对二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法律环境与银行负债存在交互作用。文章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既丰富了委托代理、资本结构等相关理论,又对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以及企业融资决策具有较强启示意义。     

银行往来关系与公司代理成本关系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针对公司代理成本问题,本文主要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银行负债比例和长期银行负债比例来衡量企业和银行的往来关系密切程度,实证研究银行往来关系与公司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银行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有助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降低公司代理成本。     

完善中国独立董事制度本土化的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作为“舶来品”,并不是一剂灵丹妙药,在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滥权、中小股东保护机制缺失等治理背景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行权能力及激励约束机制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独立董事可以看成是剩余控制权进一步社会分工的结果,股东拥有终极控制权,独立董事为上市公司的职业监管者,监管的对象是代理问题,而其本身与股东、政府、公众、董事会构成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独立董事制度本土化的过程就是解决独立董事与本土上市公司各利益主体间的代理问题。     

公司异质性、在职消费与机构投资者治理

文章实证检验了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在职消费,而且这种抑制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同时,管理层在职消费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这一负相关关系同样在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而且在代理成本不同的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