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数量变化规律与驱动力研究——以山西为例

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分析耕地数量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合理利用和保护区域耕地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山西耕地数量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山西1949～2005年的统计和普查资料,分析了山西耕地数量动态变化规律,探讨了影响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50多年来,山西耕地数量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先增后减,总量趋减;而人均耕地面积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政策等构成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近50年湖南省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研究

湖南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之一，在全国农业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耕地数量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全省乃至全国的粮食安全态势。文章利用1949-1999年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分析了湖南省近50年来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地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50年来，湖南省耕地总体呈逐年下降态势，且区域变化差异明显；其中经济发展、社会系统和科技进步构成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天津市耕地资源态势及其相关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从天津市50多年长序列耕地统计和土地调查资料,分析其耕地资源数量动态变化趋势、利用特征,探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949年以来,天津市耕地资源数量在波动变化中呈减少趋势;人均耕地减少,耕地集约利用程度不断提高;部分地区耕地质量下降,耕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相关政策和比较经济利益等因素,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动的驱动作用非常明显。     

烟台地区耕地资源态势及宏观驱动力研究

利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烟台地区耕地统计资料和近5年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揭示了该区耕地资源利用与变化的基本特征，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空间差异及耕地流向，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①20多年来，烟台地区耕地数量呈明显的波动减少趋势，经历了缓慢减少一急剧减少一缓慢减少的变化过程，并在1985年前后、1987—1990年和1991—1993年出现了3次明显的耕地流失高峰；②耕地的主要流向是工矿用地、居民点和各类交通用地以及果园，耕地的增加主要是未利用土地的开垦和工矿用地的整理与复垦；③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政策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宏观驱动因子，耕地数量变化过程中的明显突变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相关联，耕地快速减少在发生时间上与经济的过热增长基本同步，在空间分布上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相一致；此外，人口增加对耕地减少的驱动也不可忽视。     

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采用1996-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总量呈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人均耕地数量呈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②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空间差异变化体现为“平缓—快速—平缓”的阶段性发展特征;③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市辖区与县级市耕地数量减少较大,多数县耕地数量有一定幅度的减少,宁乡县和茶陵县耕地数量有一定规模的增加,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率具有“市辖区＞县级市＞县”的空间分异特征;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结构调整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成果能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可为类似地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

耕地是一种稀缺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关系到粮食安全问题,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大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耕地面积也在急剧减少,耕地保护的形势愈益严峻,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短缺,以占世界７％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２２％的人口。自建国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已由１９４９年的２．７１亩减少到１９９６年的１．１６亩。据统计,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耕地面积净减少４６５万…     

基于空间场能的江苏省行政区划变迁与优化策略

基于城市能级指数、空间场能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93—2013年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变迁。结果表明:1993—2013年,城市总量持续减少,地级市有所增加,县级市数量先增后减,县的数量则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市辖区数量则逐年递增;1993—2003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县设区为主,2003—2013年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市设区为主;江苏省城市空间场能变化较大,经历了前期的"极核化"和后期的"分散化"两个阶段;江苏省行政区划问题突出集中在南京—镇江(句容)、常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宜兴)、泰州—扬州区域。     

烟台市耕地流向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迅猛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烟台地区耕地资源持续减少。本文基于烟台地区相关的统计资料，初步分析了烟台市耕地资源利用与变化的基本特征及耕地流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烟台市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下降，耕地的主要流向是工矿用地、居民点和各类交通用地以及果园等；(2)经济发展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此，科学合理地利用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规划决策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建国以来山西省耕地变化态势与耕地安全

运用统计分析法,以山西省1949—2005年统计资料为依据,分析耕地面积的时间变化,揭示了山西省耕地资源的变化特征——耕地数量"三起三落",基本态势持续走低;并通过与全国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中部五省的横向比较,指出了山西省与中部六省之间人均耕地方面的差距以及耕地资源和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在此基础上从九个方面提出了确保山西耕地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长株潭核心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多维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中开发强度最大的长株潭核心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GIS和计量分析工具分析长株潭核心区200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从自然环境、区位交通、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驱动、人口增长等六大维度,以及城市交互作用等方面研究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各地类变化的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8年,耕地减少324.96 km2、林地减少855.47 km2,建设用地增长1 161.87 km2,草地与水体面积总体保持稳定并略有变动。(2)2000—2008与2008—2018年两期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3)自然环境(DEM、河流水系)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变化的基础条件,从根本上决定着三种地类变化的空间形态;区位交通中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的延伸,扩大了三种地类变化的范围;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产业发展、人口增长加快了三种地类变化的速度。(4)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有效反映了各种地类变化,特别是建设用地变化的趋势,这表明城市交互作用强度是除六大维度外的第七大影响因素。     

重庆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分异研究

时间尺度上重庆市旅游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空间尺度上区县间表现出高度不平衡性。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入境旅游及外汇收入、直辖后国内旅游及收入年际变化的研究表明,重庆旅游业除1989、1998和2003三个年份相对下滑以外其余均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入境旅游接待量及外汇收入年内差异比较显著,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为入境旅游的"淡季"。重庆市旅游经济发展呈典型的首位分布,渝中区一直是重庆旅游规模首位区县,全市旅游收入的基尼系数达0.67,属严重不均衡类型。2008年全市旅游总收入约占GDP的10.7%,而各区县旅游收入对本地GDP的贡献差异显著。不平衡分析表明,重庆大部分区县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对国民经济推动大,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并不依赖于旅游业的发展。重庆市旅游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依然不高,旅游产业的总体地位不突出,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旅游市场圈层结构的变异

旅游研究借鉴了来源于物理学的引力模型,由此产生的旅游市场圈层结构模式在旅游规划、管理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这一结构受到均质条件的破坏、交通线路、消费门槛、消费偏好和其他一些因素的显著影响,产生了变异。研究这些因素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证据,文章初步提出了旅游市场空间变异的几种模式,包括场空间变形、轴向拉伸、市场孤岛和群岛等。文章认为确定旅游市场空间结构,应当考察多因素的综合影响,综合运用多种模式做动态研究。最后提出了改进的旅游市场空间结构分析模型。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IN INDIVIDUALS' EARNINGS INSTABILITY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recent interest in earnings instability—the variability of workers' earnings around their expected earnings paths. While previous work has measured trends in instability, often to illuminate trends in inequal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variation across workers. Data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reveal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earnings instability across demographic and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prior expectations. These results can also be used to develop a person‐specific measure of instability for use in behavioral studies, and it is shown that the resulting metric correlates strongly with several decisions that are plausibly influenced by earnings risk.     

ESTIMATING WELFARE IN INSURANCE MARKETS USING VARIATION IN PRICES

We provide a graphical illustration of how standard consumer and producer theory can be used to quantify the welfare loss associated with inefficient pricing in insurance markets with selection. We then show how this welfare loss can be estimated empirically using identifying variation in the price of insurance. Such variation, together with quantity data, allows us to estimate the demand for insurance. The same variation, together with cost data, allows us to estimate how insurer's costs vary as market participants endogenously respond to price. The slope of this estimated cost curve provides a direct test for both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selec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emand and cost curves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welfare. We illustrate our approach by applying it to data on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insurance from one specific company. We detect adverse selection but estimate that the quantitative welfare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inefficient pricing in our particular application are small, in both absolute and relative terms.     

GROUPED VARIATION IN FACTOR SHARES: AN APPLICATION TO MISALLOCATION

A striking feature of microlevel plant data is the presence of significant variation in factor cost shares across plants within an industry. We develop a methodology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to decompose cost shares into idiosyncratic and group-specific components. We apply our methodology to Chilean plant-level data and find that group-specific variation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variation in cost shares. We stud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groups in cost shares on the gains from eliminating misallocation. We place bounds on their importance and find that ignoring them can overstate the gains from eliminating misallocation by up to one-third .     

欠发达平原区村域特色种植销售市场的时空变化

农产品销售市场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对村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对一个欠发达平原区富有特色种植村域的调查显示,河南省开封市高寨村的特色种植-韭菜销售呈现倒U型的演化特征,销售渠道日渐完善等.村域韭菜的销售空间具有如下特征:①北方的饮食习俗使得其成为重点销售区;②韭菜的易腐性导致3小时里程圈突出;③大中城市为销售的核心地域;④销售方式随着距离不同而呈现较大差异;⑤销售地形以平原区为主.开封市域始终是销售的重点地区,空间变化表明:韭菜生产规模的下降并未导致韭菜市场的萎缩,尤其是在周边大城市的销售并未受到较大影响.据此认为:村域经济的多元化、专业化、集团化是今后的发展趋向.     

山东省粮食生产的时序变化机制研究

本文根据山东省自50年代以来的有关粮食生产统计数据,分析了粮食总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山东省粮食生产发展变化的直接动力和间接因素。结果表明：（1）粮食单产的提高和不同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变化是影响粮食生说的直接动力,其中小麦,玉米的单产与种植比例对山东省粮食总量变化贡献率最大。（2）复种指数的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自然灾害是引起粮食总产量变化的间接因素,其中农业自然灾害是造成粮食总产量减损的主要因素。     

川渝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空间变化规律

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区位商分析法、经济重心分析法分别对川渝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水平、发展联系、空间重心演变路径进行研究,探寻川渝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空间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川渝城市群内的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城市内部各行业的分配存在差距,但各城市的辐射能力都比较强,而各指标重心变化趋势整体表现为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逐渐变小。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川渝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海南省生态足迹地域分布与差异研究

以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和泰尔指数等区域差距计算方法为模型工具,对海南的生态足迹及其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海南省生态足迹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和结构差异,其中海南省总量生态足迹为2 890 133 hm2,最高的是儋州市,最低的是五指山市.海南省人均生态足迹为0.328587 hm2,最高的是白沙县,最低的是海口市.最后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保护和建设好海南生态环境的政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