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生态足迹研究进展

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最早由Conlin Hunter于2002年提出，它是基于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旅游者的生态消费及结构特征提出的一种用以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文章通过分析大量国内外有关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文献资料发现．当前旅游生态足迹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对旅游生态足迹的应用理论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对旅游统计项目设置、旅游生态足迹计算中所选用参数的种类和参数值的研究．并给出了旅游生态足迹的统计和旅游生态足迹计算模型的改进方法。     

基于生态足迹节约型社会建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江苏为例

文章阐述生态足迹理论和模型;论述了生态足迹与资源节约型发展的关系;应用生态足迹理论和方法,深入分析了江苏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以及生态赤字的动态变化趋势及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地区进行了比较;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剖析生态足迹的影响因素,分别为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居民消费;最后提出了江苏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应对措施。     

生态足迹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按照Wackernagel等提出的传统生态足迹模型以及Bicknell等提出的投入产出生态足迹模型的发展脉络,介绍了传统模型在数据、消费项目、模型的修正与耦合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单区域投入产出与多区域投入产出生态足迹的研究前沿,以及国际上关于核足迹计算方法的争论,最后本文对现状进行评述。     

西江下游流域生态经济与承载力研究——基于生态足迹法

生态足迹分析作为衡量世界各区域的环境生态可承载状况的测量工具,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被世界各国政府机构和组织所接受和应用。本文基于生态足迹理论,构造了西江下游流域的生态承载力模型,对西江下游流域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定量研究。本文对生态足迹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和改进,解决了能源账户重复计算、进出口贸易在区域内核算等问题。对西江下游流域生态的研究,为地方政府制定区域产业生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为广东省环境生态经济研究和生态发展区建设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基于生态足迹的韶关市可持续发展分析

生态足迹作为测度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方法,近几年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运用生态足迹法计算了广东省韶关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供给,并将韶关市的生态足迹、生态超载率和单位生态足迹GDP产值与其它区域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韶关市生态足迹表现为生态赤字,其生态足迹超载率低于相比较区域,单位生态足迹GDP产值低.     

基于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以江苏南通市为例

本文应用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模型,在简要介绍该理论和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南通市的1995～2002年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通过对生态足迹的供需平衡状况分析,阐述了南通市生态足迹的三个阶段,并计算出三个产业的生态足迹占用比例。结果表明:南通市1995～2002年间人均生态赤字逐年上升;第二产业生态足迹占用最大。     

基于全球公顷与国家公顷的县域生态足迹评估比较

采用全球公顷法(gha)和国家公顷法(nha)对广西兴安县2016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基于计算结果比较分析了两种方法在核算县域生态足迹时的差异。并基于国家公顷法,探索均衡因子、平均产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采用gha和nha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分别为2.787 19 hm2/cap、1.680 25 hm2/cap;采用不同的均衡因子计算时,生态赤字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1倍;采用较远年份平均产量为参数计算的当年生态足迹远高于采用当年平均产量的计算结果。因此提出将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县域生态足迹评估的建议:(1)采用全球公顷法计算县域生态足迹会夸大结果产生较大误差,无法精确反映该地区的生态系统负荷,因而在计算县域生态足迹时,推荐使用国家公顷法。(2)使用当年的平均产量数据,并使用不同的均衡因子计算比较,以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性与可信度。     

区域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趋势预测——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地区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主体,其生态安全关系着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应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对四川省2006~2012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估算,在此基础上应用灰色数列模型GM(1,1)对2013~2016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预算,并应用净生态足迹和生态压力指数对其生态安全程度进行评价和预测。结果表明,四川省生态赤字明显且逐年增长,生态环境长期处于极不安全状态,且其生态安全性还可能持续下降。     

湖北生态足迹和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分析

本文应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了湖北省198(～2007年的各类生态足迹,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GDP与各类生态足迹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结果表明GDP分别与总生态足迹、耕地足迹、化石能源足迹和建筑用地足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草地足迹、水域足迹和林地足迹不存在协整关系.经Granger因果检验,存在从GDP到总生态足迹、化石能源用地足迹和建筑用地足迹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以及从耕地足迹到GDP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这表明长期以来湖北省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过度的能源消费,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对生物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保证湖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改变这种资源依赖型、能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     

利用生态足迹方法分析不同国家的生态系统占用

在简要介绍生态足迹的概念、内涵与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有关文献中的计算结果,分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所提供的生态空间以及生态赢余或赤字情况。分析表明,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生态足迹也较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以及别国的生态威胁也就相应较大。     

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天津市可持续发展动态研究

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对天津市1989—2008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天津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989年的1.64 hm2上升到2008年的1.65 hm2;同期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则由0.27 hm2逐年上升到0.32 hm2;人均生态赤字由1.36 hm2降到1.32 hm2。虽然天津市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呈下降趋势、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有所减缓,但生态足迹目前仍然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范围,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处于较不安全的状态。     

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生态规划中的应用--以山东聊城莘县为例

本文简要介绍了生态足迹理论框架,并以莘县为例进行了详细计算,结果表明,莘县目前处于不可持续状况,为了缓解生态压力,本文从减少生态足迹需求和增加生态足迹供给两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生态足迹赤字的具体方案。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山东半岛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通过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模型,以山东半岛为例进行计算与分析,计算山东半岛区域2004年的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及生态赤字,分析山东半岛区域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从2000年至2008年的动态变化情况,并利用灰色预测方法对山东半岛区域生态赤字进行预测和分析.最后,从发展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推广高效生态农业、建立资源节约型的消费体系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减小山东半岛区域发展生态赤字的措施.     

基于生态占用模型的甘肃省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

生态占用模型是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中的一种直观而有效的方法。甘肃省经济比较落后,支柱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属于资源输出型地区。从消费的角度计算甘肃省的生态占用,难以准确反映其资源利用程度。本文利用生态占用的理论和方法,从生产的角度对甘肃省2005年的生态占用进行计算,并与其生态容量进行比较。结果表明,2005年甘肃省的人均生态占用为2．24hm2,而人均生态容量为1．15hm2,人均生态赤字高达1．11hm2,超载98．58％。这说明甘肃省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已大大超过其生态承载力,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滇池草海流域生态足迹与生态承栽力分析

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方法计算结果表明,2 0 0 4年草海流域人均总生态足迹为2.7 2 8 hm^2/人,生态承载力为0.0 5 8 hm^2/人,生态赤字高达2.6 7 0 hm^2/人。从动态变化来看,2 0 0 0～2 0 0 4年草海流域人均总生态足迹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而人均生态承载力略微呈下降趋势,故生态赤字逐渐增加。从横向对比分析,与昆明市与云南省相比,草海流域的生态足迹较高,而生态承载力较低,因而生态赤字远远高于昆明市及云南省平均水平,人均万元GDP生态足迹也较高。同时,基于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可对草海流域生态适度人口进行估算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分析。     

重庆市水资源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分析

利用水资源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对重庆市2000～2009年的水资源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分析。重庆市历年水资源承载力大于水资源生态足迹,存在一定的生态盈余,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受干旱等自然灾害影响较大。重庆市水资源生态足迹在逐年提高,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水资源生态足迹在逐年下降,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逐步提高。重点讨论了水资源生态足迹在三次产业间和城乡间的差异。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和生态效率的贵州省可持续发展评价

利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以及绿色GDP核算初步评价了贵州省2000—2017年可持续发展状况,并选取已经扣除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GDP作为产出指标测算贵州省生态效率,进一步评价其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贵州省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较稳定,无较大波动;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研究期间贵州省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六种生态生产性土地中,化石燃料用地和耕地对生态足迹的贡献度最大。(2)贵州省绿色GDP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绿色GDP在传统GDP中的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可更新资源产品的消耗量大是主要原因。(3)DEA结果显示,2000—2017年,有7个年份是DEA有效,DEA无效年份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存在冗余,投入和产出未达到最佳状态。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改进

通过分析大量国内外有关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文献资料发现,针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完善和改进了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基于NPP生态足迹模型的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贵州1978～2008年的农业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贵州农业平均生态足迹为0.4693hm2。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农业生产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贵州农业生态供给严重依赖于耕地、林地;30年来,贵州林地在均为生态盈余,这说明贵州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秀美山川取得了初步成效;贵州农业生态效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贵州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在逐年提高。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分析了影响贵州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资源及生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A dynamic analysis of water footprint of Jinghe River basin

Water footprint in a region is defined as the volume of water need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consumed by the local people, Ecosystem services are a kind of important services, so ecological water use is one necessary component in water footprint. Water footprint is divided into green water footprint and blue water footprint but the former one is often ignored.In this paper waterJootprint includes blue water needed by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ndustrial and domestic water demand, and green water needed by crops, economic forests, livestock prochtcts, forestlalands and grasslands. The study calculates the footprint of the Jinghe River basin in 1990, 1995, 2000 and 2005 with quarto methods. Results of research show that water footprints reached 164.1 ×10^8m3, 175. 69 ×10^8m3 and 178. 45 ×10^8m3 respectively in 1990, 1995 and 2000 including that of ecological water use, but reached 77.68×10^8m3, 94.24×10^8m3, 92.92×10^8m3 and 111.36 ×10^8m3 respectively excluding that of ecological water use. Green water.footprint is much more than blue water footprint; thereby, green wa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water footprints shows that blue water use increases rapidly and that the ecological water use is occupied by economie and domestic water use. The change also shows that water use is transferred from primary industry to secondary industry In primary industry, it is transferred from crops farming to forestry, and animal agriculture. The factors impelling the change include development anticipation on econonomy; government policies, readjust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opulation growth, the raise of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tructurul change of consumption, low level of waler-saving and poor ability of waste water treatment.With blue water use per unit, green water use per unit, blue water use structure and green water use structure, w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six ecologieal function districts of the Jinghe 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