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改善了收入不平等吗？

高校扩招对城镇居民收入产生的变化与影响,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2002年和2008年中国居民收入项目（ CHIP）数据的基础上,使用RIF分布分解法离析出高校扩招的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基于RIF回归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扩招的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扩大主要是由上侧分位数与下侧分位数之差拉大造成的;教育回报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在样本期内呈“马太效应”。     

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

在分析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教育回报率及其随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教育回报率仍然不高,总体来看,每增加1年教育,个人收入会增加4.34%;同时,教育回报率还展现出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最高95%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是最低5%收入者的2倍多。教育回报率变化的“马太效应”意味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市场失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要缩小收入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必须更多地向穷人倾斜。     

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分配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放程度不均衡,一些地区和居民被排除在开放利益之外造成的。     

人工智能的财富分配效应研究*

人工智能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现有研究以分析其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主，关于人工智能对财富分配从而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连续时间异质性个体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人工智能对生产技术的影响看作一揽子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表现有所不同，短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高经济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而长期中其财富分配效应则取决于人工智能对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促进程度。核心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多样性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影响，短期中各类技术进步总是会提高资本回报率，而在长期，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出现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我国如何在应用人工智能促进增长的同时预防不平等程度扩大提出了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收入水平及差异的影响是扩大还是减少*——来自12省份城市居民的样本

本文基于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年）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水平和差异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会随着自身社会资本的改善而提高。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机制：（1）即使个体的社会资本相同,由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会产生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2）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也会扩大收入差距。笔者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分布,从而验证了第一类机制。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使用夏普利值分解的方法发现,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这一贡献并没有区域、行业特征等因素显著。随后的实证分析检验了社会资本对收入确实有提高作用,同时也分析出社会资本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这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微观机制的理解,并对制定消除收入差距的政策有指导意义。     

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提高了个人收入?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中国居民个人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海外留学经历在中国有着较高的经济回报,并且这种回报在不同地区、公费自费之间以及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异,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公费和自费留学经历均能显著提高其工资收入,但海外留学经历对中西部地区工资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文章进一步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海外留学经历对不同收入人群工资的影响,发现海外留学回报率随着收入分布状况而变化。海外学历在达到硕士之前,其主要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且回报率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而硕士及以上层次的海外留学经历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都有显著影响,其回报率呈现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的趋势。这一结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海外留学的经济价值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作用的理解。     

贫困、不平等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该文利用农村家庭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模拟家庭在不参与非农业活动情况下的收入水平,然后比较参与和不参与非农业活动两种情况下的收入分布.结果表明,非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缩小了贫困户间的收入差距,改善了最贫困户的收入水平.     

贸易开放、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实证关系研究

基于200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考查了经济发展在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但经济发展减弱了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作用,且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支持上述结论;出口贸易开放比进口贸易开放在更大程度上加重了中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更低.这些结论,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不平等分布的两端的加剧作用更大.     

贫困、不平等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本文利用农村家庭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农村非农产业对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我们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模拟家庭在不参与非农业活动情况下的收入水平，然后比较参与和不参与非农业活动两种情况下的收入分布。结果表明，非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另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缩小了贫困户间的收入差距，改善了最贫困户的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及其分布特征

本文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分位回归分析方法讨论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条件分布之间的关联形式。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在收入条件分布较高的分位点上,所对应的教育收益率相对较低,即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下降;另一方面,收入函数中引入不同类型的控制变量将会影响到平均的教育收益率估计水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育收益率的分布特征。就方法论来说,分位回归分析可能为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如何剔除能力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就政策意义而言,本文的结论表明,教育扩展可能更有利于低收入人口的收入的增长。当然,在施加不同类型控制变量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业特征对于教育收益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不仅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特性,也可能意味着就业或职业获得成为收入差距扩张的重要因素。     

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

基于社会阶层动态演化理论,本文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随后利用CHNS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结果表明,第一阶段(1989—1997年),在较高的收入层次上,非公共部门比公共部门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并且这一收入优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非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也更高;第二阶段(2000—2009年),在中低收入分位数上,公共部门比非公共部门表现出明显的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收入分位数上,非公共部门不再具有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上,两大部门的教育回报率接近。同时,两个阶段中在较低和较高收入分位数上表现出的部门收入差异主要源自部门特征因素。实证研究支持了阶段性假说,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启示。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贸易自由化、教育收益与收入差距

基于1988—2007年CHIP城镇入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分位数回归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贸易自由化提高了贸易部门非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在1995年后超过非贸易部门非技能工人的回报且呈逐年拉大趋势;第二,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大专及以上教育回报率均呈上升趋势,2002年及以前非贸易部门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回报率明显高于贸易部门,但2007年低于贸易部门。因此,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技能偏向而导致教育收益的改变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化——地区因素、人力资本在其中的作用

本文考察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变化中人力资本和地区因素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人力资本因素在每一年的收入差异中解释能力仅次于地区因素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上升。动态分析告诉我们人力资本占到工资基尼系数指标增加的 44 .3 6%。最后 ,我们重点对教育对工资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要素贡献度的变化进一步分解 ,发现主要是教育和收入的相关性以及教育回报率的增加导致了教育的可解释程度的增加 ,从而造成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而教育本身的不平等有所下降并起到减缓工资收入不平等的作用。     

相对收入与个人效用——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考察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并比较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对这种影响起作用。笔者在中国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调查实验,用特定指标衡量人们对收入和消费的相对性关注程度。实证分析发现：（1）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炫耀性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和非炫耀性消费品（如假期和保险）上的影响程度不同;（2）人们对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关注程度较为集中在同一个区间里;（3）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地影响相对收入对人们的效用,男性比女性显著地更加在意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4）社会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对相对收入的关注度,但对住房消费的相对性有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消费行为决策和认识宏观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效应有一定的启示。     

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与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随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CHIP家庭微观调查1988-2007年的数据,使用基尼系数分解以及非参数分解等多种方法,本文试图对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等不同类型的家庭从业模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从整体的收入分布来看,早期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多伴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而后期经济增长则带来更多福利改善;其次,家庭主要非农收入来源是本地非农就业,外出务工所得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而本地非农就业则具有扩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其作用程度也有所改变;最后,经济增长成果惠及不同群体,但并非平均分配,不同群体获益情况不同,增长和不平等通过作用于不同类型家庭影响到最终的收入分布。     

受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

人均收入的差距受人力资本差距影响,人力资本差距越大,人均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同时如果教育差距体现在高等教育水平上,则收入差距会拉开更大;若教育差距体现在初级教育水平上,则收入差距拉开会相对前一种情况要小一些。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不同于国际上的一般趋势,更多地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教育的边际回报也越高的趋势。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要减小收入差距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缩小教育及其回报率的差距。     

最低工资对中国工人收入及分配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政策对工人收入及分配结构的影响。首先分析最低工资对工人收入水平的整体影响,然后应用倍差法和比例法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不同类型工人收入增长率的影响,以考察最低工资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最低工资对工人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仅仅对部分低收入群体如女性群体有一定正面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位于上一期最低工资150%～250%区间内的工人收入,最低工资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显示该政策可能会对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定轻微影响。     

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解析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所有制、资本投资、技术等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约为45%,所有制的贡献在20%以上。因此在治理措施上,实施教育均等化,提高教育回报率,开放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推行劳资谈判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     

迁移、自选择与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乡的证据

本文强调两个事实:第一,农村居民并非同质,他们根据自身的特征决定迁移与否;第二,那些成功地改变了户籍身份的永久移民与没能改变户籍身份的临时移民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利用2002年的CHIP数据发现,永久移民的正选择效应非常明显,它使得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高、处于收入分布较高位置的样本减少。这导致农村的收入水平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降低,阻碍了城乡差距的降低。相反,临时移民的选择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