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波特假说、工具选择与地区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提出后,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开展技术创新,取得先发优势.本文应用地区竞争模型,比较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环境税之间的绩效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命令控制型工具,环境税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2000-2009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滞后期的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我国应尽快开征环境税,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     

环境规制对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视角

文章采用2002—2013年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技术进步综合指数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长三角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对就业先起促进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到达临界值后对就业有抑制作用,即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2)目前长三角15个城市的环境规制水平全部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此时增加环境规制强度能促进就业;(3)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就业。     

环境规制对中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

波特假说似乎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双赢"之路。然而,环境规制如何导致技术进步,其内在影响机制是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必须明确的问题。本文基于1999—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对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效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环境规制下的技术进步与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刺激下的技术进步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方式实现。     

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研究GVC嵌入、环境规制与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引领中国制造业绿色与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GVC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不利于制造业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偏向型存在长期呈“U”型关系,存在GVC嵌入地位影响环境规制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门槛效应,GVC嵌入地位跨越第一道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提升,强化环境规制措施可以导致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核心技术研发,要素禀赋结构与技术进步影响方向相适宜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下游环节嵌入受依附GVC行业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影响,依附型生产率增长路径困难。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28个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核算,并进一步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驱动中国制造业效率提升的核心力量,且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环境规制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成因,目前中国环境规制强度是恰当的,实现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适用于中国现阶段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能否创造出类似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污染投入规制弹性比较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大小进行理论分析,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即跨过了U型曲线的拐点就可以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现阶段,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中、西地区则分别处于拐点的右侧、附近、左侧。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会使U型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可以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下越过拐点并在同等环境规制强度下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因此,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且分地区实施差异性环境政策对于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0—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为正面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验证环境规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特征。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约、双赢到不确定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相关性研究的演进与借鉴

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假说认为,环境目标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社会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权衡,环境规制制约企业竞争力.但由于其严格假设损害理论的普适性等原因而遭质疑,由此诞生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双赢假说.双赢假说引入动态的创新机制,打破新古典静态分析框架,提出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可获得"创新优势"与"先动优势".以后,一些学者通过对影响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关系因素的研究,提出二者存在相关性不确定性的假说.文章系统阐述二者相关性研究的演进过程,挖掘它们在假设、方法论、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难以自发形成,需要外部激励。在回顾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系统学视角出发,构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效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为例,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适用性。同时,通过调控2005-2025年环境规制强度与研发投入的参数变化,模拟仿真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仿真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和提高研发投入均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但在未来低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且随时间变化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主体和投入对象应向企业转移,以突出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最后,根据仿真结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未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创新补偿抑或遵循成本？污染光环抑或污染天堂？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能源需求与资源约束增强的现实要求，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检验学界仍莫衷一是。在利用SBM模型测得各省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首先在环境规制视角下分析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效应；其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波特假说”与“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最后进行空间溢出效应探索。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波特假说”成立而“污染天堂假说”不成立；②在中等水平的外商投资省市，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效应”大于“污染光环效应”。在高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省份，环境规制的“污染光环效应”大于“污染天堂效应”；③在中等水平环境规制下的省市，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的负效应，验证了“波特假说”。在高水平环境规制省市，“波特假说”不成立；④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交乘项对周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表明地区污染企业只是转移而不是转型，局部污染改善将会殃及“池鱼”。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解释--对传统观点与修正学派的批判

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近年来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环境管制降低企业竞争力，修正学派则认为环境管制有利于企业创新，使企业受益于“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从而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本文从演化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多样化、随机因素和时间等基本假设出发，认为以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动态演化观点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     

区域生态经济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

生态效率是基于环境一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定量描述，搭建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之间的桥梁。基于区域生态效率增长与环保投入的平衡关系，本文构建了区域生态经济评价模型，以反映一个地区在一定环保投入条件下的环境改善效果，并对中国30个城市的经济环境协调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力求为现阶段中国区域生态经济状况提供新的可行评价方法。     

压力约束下的企业效率问题探析

企业效率的实现决定于企业组织中个人行为的有效性。在企业面临的压力进行有效传递情况下,企业实现了相对较优的投入和产出组合。即企业的效率得到了提高。较低的压力导致企业外部效率很高,但由于压力信息传导的人为阻塞,可能导致企业内部效率很低。反之,较大的压力可能导致企业外部效率降低,但由于企业能够维持较高的管理水平,仍能够在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发展的战略行为选择研究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发展可以采取的战略行为有四种:消极支付、环境管理、退出和进入。实践中,企业应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做出相对应的选择,以有效地规避风险,响应社会的环保诉求,变不利为有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two-way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e results, based on data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show the following. (1) Not only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but FDI tends to flow to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also trigger the near transfer effect of FDI. (2) FDI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particular city. (3) Although multinationals choose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en they invest in China, FDI inflows have increased both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in China. (4)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bo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DI in cities. In China, there is also a local compet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bei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