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机理研究

税收优惠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可以从3个方面来激励企业R＆D投入：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R＆D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R＆D资金来源,从而刺激企业增加R＆D的投资;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企业R＆D投资的风险损失,降低了企业R＆D投资风险,从而鼓励企业提高持有R＆D资产的比例：三是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R＆D人才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企业投资R＆D人力资本的成本支出．从而提高了R＆D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加拿大建立国家创新体系面面观

1.典型创新国家的基本特征和主要优势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创新特征与创新文化.如近年发展较快的创新新星——瑞典,是一个高税收和没有科研税收激励措施的国家,但其R＆D投入强度较大,2001年R＆D投入占GDP的百分比达4.57%,全球最高,而且该比例还在逐年提升.当然,瑞典的R＆D投入主要来自企业,企业R＆D投入占GDP的百分比位列世界第一.     

美国R＆D税收激励政策——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从事R＆D活动的政策调研

里根政府于1977年制定了被称为“中性条款”的政策,规定美国对内资和外资一视同仁。因此,美国的R＆D税收激励政策,同样适用于跨国公司。自1981年里根政府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案》以来,有关政策共修订了12次。最新的法案提供3种可选择的方法：传统税收减免法、递增减免法和简化减免法。     

进一步提升福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措施研究

财税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引导、激励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特有的资源配置效应和乘数效应。针对福建企业R＆D投入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政府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发挥财政转移支出、财政贴息、政府公共投资、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杠杆作用,不断提升福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美国税收政策与企业的技术创新

当今,美国在众多的科技领域遥居世界之首,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不得不对美国的科技政策体系刮目相看。可以认为,本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政策体系的核心在于增加科技投入,支持研究与开发（R＆D）。美国对R＆D的投入一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每年的R＆D拨款预算,更重要部分是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鼓励企业增加R＆D的投入,如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政府采购等。《研究与开发减免税法》是美国税收政策中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自1981年实行以来,取得较好效果,成为市场经济下,政府激…     

基于投资过程的高科技企业R＆D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评价研究

高科技企业R＆D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撤销性,因此,对其所产生的风险评价研究已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从高科技企业R＆D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出发,建立了包括R＆D人员激励风险、R＆D人员发展风险和R＆D绩效评价风险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案例进行了分析。     

国外政府资助R＆D投入经费和模式演变

通过对国外政府资助R＆D投入经费和投入模式演变的研究，发现国外政府资助R＆D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但是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的迅速上升，政府资助R＆D占总研究开发费用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政府资助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各国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总体上发达国家呈下降趋势．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呈上升趋势；投入模式逐步从直接投入转到间接投入，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各国相继采纳的主要投入政策。     

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诱导效应——基于1991～2004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简要综述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R＆D投入影响企业R＆D投入的线形模型．以1991—2004年我国政府与企业R＆D投入为例，从宏观层次上实证检验了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诱导效应，并基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视角，阐释了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研究

跨国公司R＆D全球化，尤其是R＆D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对传统跨国公司理论提出了挑战。文章研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R＆D投资的发展历程、空间演变和空间特征，并剖析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原因。表明企业的资源观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中国应抓住跨国公司调整R＆D投资空间布局的有利时机，尽快制定政策吸引和利用跨国公司R＆D投资。     

股权性质、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R＆D强度

文章以我国2002-2004年度披露了R＆D投入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权性质、地区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投入对上市公司R＆D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1）非国有控股（主要是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没有显著影响;（3）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与政府科技专项拨款等投入没有显著关系,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R＆D强度显著依赖于政府科技专项拨款等投入。研究结果表明,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事R＆D活动更多地依赖政府投入不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从事R＆D活动的自我激励可能更强,尤其是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