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分权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经济分权和环境规制地区差异,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发现:(1)当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当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以模仿策略为主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了正向溢出,对邻近地区的累积溢出效应是对本地效应的将近4倍.(3)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东部地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竞争并不利于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间更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策略,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模仿策略.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动态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对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借助动态空间Durbin模型及半参数空间Durbin模型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U”型，并存在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规制对工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结构调节效应和技术进步调节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引导经济发展动力向技术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转变，加强跨区域企业技术研发交流合作，创新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外包、创新与工资不平等

本文构建了一个纳入发达国家创新活动的外包模型,来研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以及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外包转移活动中不同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有着较为复杂的影响效应;更为重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程度越大,越能激励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活动.进一步,考虑到作为外包转移接受方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模仿行为特征,在外包模型中引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模仿系数.模型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之间的模仿程度越大,则会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不平等;而且,作为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的模仿程度越大,越能激励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活动,越能激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包转移.本文的结论对于重新思考与理解外包活动对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和作为接包方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复杂影响效应,无疑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政策含义.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银行主导型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技术距离的视角

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发展离不开适宜类型的金融支持。那么,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对其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技术距离视角出发,通过构建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探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对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制造业企业远离技术前沿时,银行主导型金融对其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企业接近技术前沿,该作用将由正转负。相较于国有和抵押资产丰富的制造业企业,银行主导型金融对技术进步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和抵押资产匮乏企业中出现较早。机制检验表明,在远离技术前沿阶段,银行主导型金融能够激励制造业企业创新从而促进其技术进步,但在接近技术前沿后,银行主导型金融难以通过激励企业创新驱动其技术进步。研究结论对如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制造业之功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知识作用视角下城市间环境规制异质性与绿色创新质量研究

城市环境规制刻画了地方政府在绿色创新中的角色特征。基于我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作用视角,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测度我国城市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差异性对城市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通过城市间知识宽度缩小、知识距离扩大两类中介效应影响本地绿色创新质量;②城市间的知识平衡度在邻近城市环境规制强度与本地绿色创新质量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当城市间知识平衡度较高时,邻近城市的高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由负转正。由此,获得如下政策启示：地方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知识成分变化与知识结构调整,促进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政策协同,同时,不同地方间应深化绿色创新主体合作机制,促进知识流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质量。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来自武汉城市圈的证据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2)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