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经济外部性与政府双重角色转换——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将政府财政支出分解为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建立了政府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非线性替代关系函数。将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和公共消费性服务的双重角色加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不同经济结构下政府的双重角色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弹性系数正在变小,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在逐渐消失;在合理监管下,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且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财政消费性支出的监管力度。     

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最优消费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下,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中居民所特有的消费特点,将政府民生支出引入最优消费函数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政府民生支出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后,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2)政府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3)投资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劳动力外出模式对农户支出结构的影响

迁移会影响家庭投资和消费,农村劳动力外出模式的差异可能会引致农户支出结构的差异。基于此,文章将农村劳动力外出模式分为常年外出和循环流动,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来考察外出模式差异带来的支出结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有显著负效应;与无外出农户相比,常年外出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的边际份额会显著降低13.15%,循环流动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的边际份额会显著降低2.57%;参与外出务工可以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消费性支出的边际份额,常年外出对家庭消费性支出边际份额的影响更大。     

扶贫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基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研究

扶贫是否会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决策的扭曲,有待实证检验。本文采用回归间断点设计方法(RDD方法),实证分析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该计划使国贫县获得了更多的财力支持,财政供养人口规模增长也更快;但其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较慢,生产性和服务性公共支出增长较快。上述发现说明:扶贫导致地方政府将较多财政资金用于有助于减少贫困的生产建设和公共服务,而非行政消费。     

灾难冲击与我国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政府可以更多地倚重于债务发行来吸收外部不利冲击,从而缓解相机抉择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减少经济福利损失。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我国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广东为例

运用菲德两部类模型,以广东为案例分析了地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广东省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明显;广东省政府部门的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广东省政府部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低。因此,要调整广东省政府消费性支出,做到支出结构合理化,支出使用高效化,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扩张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将消费税、投资补贴、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分析了我国结构性减税及投资补贴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减少资本收入税的作用力度最大,但可能使经济大幅波动;减少劳动收入税,可对经济起到微调作用;增加投资补贴在刺激投资的同时却抑制消费;减少消费税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促进收入合理分配。本文在构建模型时还将政府支出引入了生产函数,认为其亦具有生产性,并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收入正效应解释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入效应"。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进行结构性减税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必要的,两者都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同时发力促进经济平稳运行;而对债务或赤字的调控则应具有长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