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选择、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资本化会计政策、长期资产配置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企高管采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导致长期资产配置、长期资产盈利率和资产处置损失呈现出显著的控股权性质差异;国企高管隐性腐败与其货币薪酬、职务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外,笔者还发现,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隐性腐败行为,这表明当国企高管面临职务消费和薪酬管制双重约束时,将选择资本化的会计政策进行隐性腐败。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加强国企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外部监督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果研究

随着"八项规定"的实施,国企受到的外部监督越来越严格,这种外部监督所带来的外部治理效果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2年12月出台的"八项规定"政策,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国企高管权力大小视角实证检验了"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发挥了有效的干预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在政策实施初期,相对于拥有较高权力的高管,"八项规定"对低权力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但是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差异会逐渐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使得国企高管的寻租方式发生了转变,过度投资成为高管获取私人收益的替代途径,并且高管权力越大,过度投资越明显.     

政策性负担、简政放权与地方国企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在地方国企改革中，推进简政放权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因此研究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以及简政放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地方国企为样本，研究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关系以及政府简政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企业向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同时显著增加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偏离程度。(2)政府放权意愿对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负面影响具有拟制作用，表明政府放权意愿能够缓解地方国企政策性负担的负向作用。(3)异质性研究发现，在垄断行业、中西部地区，以及在董事会持股比例低、独立董事占比低、“两职合一”、高管有政府任职经历时，政府放权意愿更能抑制政策性负担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负向关系，政府放权意愿的调节作用更强。     

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改革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业绩滑坡

通过考察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变化,文章为政府干预与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业绩滑坡之间的关系搭建了一座中间桥梁,并提供了相应的治理手段。研究表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政策性负担显著增加,且国企所在地区扩大就业的需求越大,其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就越显著。而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对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经营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加剧其业绩滑坡。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是IPO发行从配额制向核准制转变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都能显著减小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程度,从而可以成为提高部分民营化成效的重要治理手段。     

限薪、晋升激励与国企高管风险承担

结合激励替代效应、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者自利理论,以2009年和2014年两次"限薪令"为背景,以2001—2008年和2009—2014年"限薪令"实施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限薪环境下的晋升激励与国企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都会刺激高管承担风险且两种激励手段对高管风险承担的动机存在替代效应,即限薪前两种激励手段对国企风险的影响都比较显著,限薪后,薪酬激励对国企风险的影响下降,晋升激励对高管承担风险的影响显著提高。其他外部环境变量,如国企所在的行业和所处的年度,对研究没有显著影响。     

分类治理背景下国企高管二元激励有效性研究——基于TMT网络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央直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分类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的有效性以及TMT网络对高管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于有较高政策性负担的公益类国企,薪酬激励的效果不明显,对于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类国企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显著;晋升激励对公益类国企高管的激励作用不显著,而对商业类国企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国有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形成的连锁网络对薪酬激励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     

高管激励与利润操纵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随机选取的55家为研究样本,利用横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对上述公司的可操纵性利润进行计算,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了高管激励（通过平均年薪、持股性激励和隐性报酬三个变量来衡量）与可操纵性利润之间的关系。在控制了外部审计质量、两职合一两个变量之后,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激励与可操纵性利润呈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平均年薪和隐性报酬（公司规模）对于可操纵性利润的影响并不显著。     

人口统计学特征、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

根据高阶管理理论,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显著影响到组织的行为策略,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笔者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管理者团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高管薪酬以及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管理者年龄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管理者学历与正向盈余管理负相关,但是与负向盈余管理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的薪酬激励对于管理者背景与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笔者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高管的薪酬制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

针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频发的高管腐败现象,本文考察管理层权力配置与企业高管腐败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腐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可能诱发高管腐败行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腐败的诱发作用。     

高管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视角

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腐败,鲜有针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高管腐败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高管政治背景下,高管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以期拓展和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高管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当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其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