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区创新要素、创新环境与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文章基于产业集聚的观点,以创意人才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化园区创新要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探究创新环境的中介作用,检验政策配置的调节作用。建立基于文化产业园区创新要素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中介作用模型,运用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创新要素对创新环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要素的三个维度中,社会网络、个人成长对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2)创新要素中的信息共享与知识溢出维度和创新绩效直接显著,而个人能力通过创新环境中介作用影响创新产出;(3)政策配置在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政策支持力度越高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越大。因此,政府应该引导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要素集聚,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完善社会网络结构,降低区域的创新阻力,进而提升文化创造力的集聚与外溢能力。     

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SG是一个新型的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发掘企业ESG表现如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在二者之间的渠道作用以及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这条路径存在调节效应,且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是存在保护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更明显。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制度环境、股权制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在对制度环境、股权制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359家深市上市企业在2008—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股权制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部驱动力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股权制衡正向调节内部驱动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高股权制衡度能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低股权制衡度对企业R&D投入增加、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构等给出对策建议。     

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价值共创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创新生态系统为视角,引入创新资源互动与生态系统规范机制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探究价值共创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基于307家企业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和层级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创新生态系统中,价值共创不完全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创新资源互动部分中介价值共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生态系统规范机制部分正向调节价值共创对创新资源互动的影响。最后提出,创新生态系统调控方与企业要差异化地制定提升创新绩效的实施方案,营造活跃的创新资源互动氛围,形成并完善系统内生态规范机制。     

企业家冒险倾向、区域冒险精神与企业创新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企业家个人特质影响企业决策行为和决策结果,且其作用发挥受情境因素的制约。基于高阶理论,构建区域冒险精神的调节下,企业家冒险倾向通过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理论模型。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投入能够促进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在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冒险精神对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结论揭示了企业内外部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创新前置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要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借助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传导过程、知识整合的过程、知识整合对知识溢出的调节过程、创新机制对知识溢出及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过程、网络化程度对知识溢出及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过程,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绩效影响要素的作用机理,明确影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及其对企业环境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1978—2007年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2682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颁布的地方法规),从中选出与企业环境创新相关性较强的428项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定量描述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轨迹。同时,本文将量化的环境政策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探讨了其对企业环境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强度对经济产出绩效和知识产出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环境绩效中的能源消耗率与工业废水排放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不同的行政措施和政策导向度对企业的经济产出绩效和环境产出绩效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差异化战略、二元创新与企业绩效:资源整合能力的调节或中介作用

基于18个省域内167家盈利性企业,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递进关系及资源整合能力的调节或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突破式创新在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渐进式创新在差异化战略与突破式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资源整合能力在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资源整合能力与突破式创新的调节或中介作用关系不显著。     

申遗背景下的中国自然遗产潜力评估

参照世界自然遗产地学、美学、生物生态过程和濒危物种栖息地4项申遗评选标准,依据地貌景观、生物景观等价值构成,建立美学价值评估方法;依据世界遗产13类地学主题评价框架、地质演化过程、典型类型地貌等价值构成,建立地学价值评估方法;依据生态系统过程、物种多样性、栖息地等价值构成,建立生物生态学价值评估方法。利用全球对比的方法提取和评估突出普遍价值,将中国自然遗产潜力区分为青藏高原区、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等生态环境基本单元,筛选我国世界自然遗产潜力区。重点提出海洋类世界自然遗产和西部北部地区申遗的可能性,提出中国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评估策略与优先原则。     

世界遗产“文化自然之旅”与中国 文化景观之贡献

从最近ICOMOS大会世界遗产热点“文化自然之旅”着眼，回溯世界遗产的文化与自然保护发展历程的主要节点，厘清自然文化之旅的历史脉络，助益遗产保护者透彻理解今天国际文件的背景及其重要性，指出文化与自然的融合是国际社会一直努力的方向，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景观，尤其是中国风景名胜区对世界遗产自然和文化的融合具有重大的价值，应该成为国际“文化自然之旅”的引领者。     

遗产话语视角下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的文化转向

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变和多元保护思潮的涌现,世界遗产权威话语体系下客观理性的自然保护观念逐渐被挑战,自然遗产保护展现出文化转向。从遗产话语的视角切入,分析文化转向的动因、机制、过程。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从自然遗产保护价值观转向、对象内涵转变、操作机制修订3个方面总结自然遗产保护文化转向的全过程,批判性地理解转向中自然遗产话语的建构手段,进而为中国自然遗产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基础。     

社区参与促进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发保护的作用机制——湖南崀山案例

基于世界自然遗产地与所属地社会、经济、生态大系统环境的互动演化关系,文章将社区参与促进自然遗产地开发保护的作用,纳入市场供需均衡的内生约束里,考察在供需均衡的内生约束下,遗产地生态位提升的优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参与通过确权、保权、设权和增权的四方面作用,改变了遗产地的需求、资源、技术及制度等活化因子变量;提高了世界遗产地生态位及旅游发展质量。最后,结合崀山的案例分析,为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保护开发提供一条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我国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进展

自然圣境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的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有关专家、学者对自然圣境的研究分析,从自然圣境的概念及起源、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自然圣境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要做好自然圣境的保护工作,使其不会消失,不能单独依靠村民自身的能力,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同时政府要制定有关保护措施及实施一定的保护行动。     

濒危世界自然遗产对“三江并流”可持续保护的启示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网站公布的1979—2017年监测数据和历年世界遗产大会对濒危世界自然遗产评估决议，分析了濒危世界自然遗产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变特征，总结出濒危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原因和“脱危”措施以及中国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的主要威胁因素。最后，分析了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主要威胁因素的产生原因，并通过与濒危世界自然遗产“濒危”原因的对比，提出适合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为遗产价值的可持续保护提出了对策。     

文化景观遗产数字化记录及保护创新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机遇,也对遗产记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梳理了国内外数字化遗产记录研究的趋势,以《世界遗产公约》提出的3类文化景观遗产为研究对象,在回顾当代数字化空间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上,识别了文化景观遗产数字化记录的全面、精准、动态、集成和开放五大特征,提出了以多维空间数据采集与处理、动态景观信息存储与分析,以及多元遗产知识表现与传播为核心的技术框架,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化记录为文化景观遗产研究和实践带来的新视角,对提升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科学性具有借鉴价值。     

沿海滩涂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的实践与思考

沿海滩涂湿地位于咸淡水相互交汇、交替的区域范围内,生物资源丰富,可在自然环境下繁衍增殖,然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本文结合江苏盐城市沿海滩涂湿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对海涂湿地生物资源的永续利用提出相应对策。     

时空数据融合的自然遗产地监测与保护 管理平台设计方案研究

目前，世界遗产的重心任务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自然遗产的保护压力与日俱增。为实施世界遗产中心的5C战略中的核心战略可信度(credibility)和严格保护(conservation)，全球的世界遗产项目需要接受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状况的定期监测评估和反应性监测，对缔约国保护、监测、管理世界自然遗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管理部门而言，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电子通信等数字化技术，实施对世界自然遗产的数字化、系统化、智慧化管理，实现快速反应，并制定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迅速提高管理效率，节约政府管理成本，越来越成为关键手段之一。分析总结国家、省、遗产地管理机构对遗产动态监测、保护管理、教育展示等方面的需求，提出基于空间连续的遥感数据和时间连续的传感器数据集成并融合的数据驱动方案，设计国家、省、遗产地三级管理平台综合架构和遗产地分布式数据库，集成遗产地动态监测评估、可视化展示、保护管理应用系统，构建与中国自然遗产地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综合性网络平台。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中国荒野地的系统性保护策略

荒野地,是大面积的、保留原貌或被轻微改变的自然区域,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等多元价值,因此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荒野保护是重要的行动目标之一。在此新背景下,分析了中国荒野地保护中存在的五大现状问题,包括荒野价值认知不足、荒野本底状态不清、荒野保护空缺明显、荒野地破碎化严重、荒野地管理质量较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荒野地保护的目标和系统性保护策略(包括主流化策略、普查策略、全域分级保护策略、连通策略和提质策略),以及相应的12项行动建议,有望为我国开展系统性的荒野保护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