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的数据,从企业规模异质性视角出发,检验中国制造业集聚经济效应。首先考察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一般因素,然后重点考察了企业规模因素对集聚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除了运输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制造业集聚的一般因素之外,企业规模异质性也对集聚经济效应产生影响。最后通过构造隐含企业规模因素的集聚经济新变量,对企业规模异质的集聚经济效应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小型企业的专业化经济和竞争效应大于大中型企业。这一结论不仅反映了不同规模企业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差异,也说明了小型企业对制造业集聚的重要性。     

我国制造业集聚转移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与对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和核心产业,其发展和集聚的失衡,不利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产业转移是解决并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途径之一。借鉴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我国东部、东北和中西部三大区域间制造业转移的态势、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我国实现区域平衡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改善投资环境、依靠区域特色、降低运输成本及发挥政府调控等方面着手。     

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制造”的迅猛发展与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是分不开的。但是固守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形成比较优势产业刚性;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的廉价性也是有限度的,劳动力成本终将不可避免地上升,因此,适时改变对廉价劳动力的路径依赖是我国制造业、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

大国发展始终面临着经济增长与区域平衡的双重目标。近十多年来,中国面临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区域间依旧存在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建设用地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等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鼓励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其结果是整体经济效率增速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孕育着很大的债务风险。在经济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劳动力流动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转移资源的"动钱"方式来实现地区间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动人"和"动钱"相结合,同时实现经济集聚和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来实现效率和平衡的双赢已迫在眉睫。     

偏好、技术与工业化

Krugman(1 991b)的两地区模型解释了报酬递增的制造业企业为实现规模经济和降低运输成本而定位于需求较大的市场区域。本文通过引入部门间人口流动成本和地区间技术差异 ,认为新兴制造业可以在外围地区形成 ,并缩小地区间差异。     

地理和禀赋的梯度变化与出口产业集聚的空间调整

文章在出口贸易条件的假定下,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地理和劳动力禀赋的基于生产者最优决策的出口产业集聚模型,以解释出口产业率先在中国沿海地区集聚的原因,并通过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溢价"和出口运输距离来界定区位的地理与禀赋的梯度变化,得出劳动力工资与运输成本相互替代且包含集聚效应影响的均衡方程,并以此进一步对中国出口产业在沿海和内地之间的空间调整和空间均衡作深入分析。     

空间集聚发生机理的数理分析:时间成本与技术优势视角

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通过引入时间成本、技术优势和产业垂直分工,证明了不同于横向空间集聚发生的偶发性,时间成本和技术优势对纵向空间集聚的作用明显。数值分析亦表明:劳动力和运输成本越高的地区,其发生纵向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就越强;技术优势越强的区域,其纵向的空间集聚动因就越弱;时间成本越高,地区技术优势越弱的区域,越存在着垂直分工的行业在空间发生纵向集聚的内在经济动因。     

中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机理与实证分析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区域转移的巨大变化,本文探讨了制造业区域转移的作用机理,并基于19个两位数制造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运输成本对制造业选择邻近市场的区位具有重要意义.出口导向战略、国内需求不足以及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凸现了沿海地区的区住优势,推动了制造业区域转移;随着制造业逐步集聚,集聚经济外部性也发挥了相当作用,经验证据支持马歇尔外部性和波特外部性的积极影响,雅各布外部性的证据则较弱;由于富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工资调整并没有对制造业集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地区间市场化差异也对制造业区域转移产生了影响.     

关于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的反思

中国是出口贸易加工大国,一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为中国发展外贸加工业的一巨大优势,中国也抓住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随着中国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劳动力已不再是中国制造的丰富资源和巨大优势,许多外资制造业纷纷撤离中国到他国投资办厂.     

区际产业转移与要素流动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区际发展不平衡为既定条件,探讨了在此状态下所出现的两种经济现象,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并比较分析了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得出结论,发达地区把已经丧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不断向落后地区转移,以及伴随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流动有助于缩小区际发展差距,而劳动力流动则趋向于扩大区际发展差距。劳动力流动和产业转移,资本流动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因此,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应该有助于区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     

数字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是新时期提升制造业GVC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系统梳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GVC竞争力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GVC竞争力提升;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制造业GVC竞争力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基本稳定在前10行列,并以中低知识密集度行业竞争力最强;数字化整体上有利于GVC竞争力提升,分行业看,数字化对中低和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的GVC竞争力有显著促进作用;分投入来源看,国际数字化投入比国内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分投入类型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效果最突出。结论可为制造企业制定数字化转型及GVC竞争力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Trade, Skills and Adjustment Costs: A Study of Intra-Sectoral Labor Mob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ility of workers to change job, sector or industry and the short‐run adjustment costs associated with a reallocation of labor is the subject of lively debate among academics. This paper examines recent sector and industry level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in the UK using data from the Quarterly Labour Force Survey. We explore the link between the nature of UK trade patterns and labor adjustment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employ a multinomial logit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within” and “between” industry mobility. By controlling for individual skill specificity we find some evidence of a link between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intra‐industry labor adjustment.     

跨境垂直专业化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产业组织片段化分解及全球布局的进一步深化，垂直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东盟作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产能输出及构建自己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的重点区域。在综合利用跨境投入产出与国际贸易数据对中国-东盟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进行分行业测度的基础上，运用分行业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东盟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因素，发现行业市场结构或市场集中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发投入与技术投入密集度、产业开放度也是中国-东盟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机制分析与空间溢出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优势。构建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数理模型，利用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构建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省域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具有动态非线性递增效应；与东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就内在机制而言，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两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要素密集度、劳动报酬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

基于41个经济体、35个行业及1995-2011年WIOD数据库，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测度，将要素密集度和劳动报酬分别细化为3个变量，结合中国制造业投入产出价值链关联指数，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3个技术层次劳动者报酬中，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与中技术劳动报酬正相关，在1%水平下非常显著，说明提高中技术劳动者报酬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要素密集度中，cap2（资本存量与工资总额的比值）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的影响在1%水平下非常显著，说明资本存量相对工资总额越大，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基于投入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和基于产出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上游化均在1%水平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通过“双轨制”教育，增加中技术劳动者数量，制定制造业细分行业政策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3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创新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外溢效应研究

在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进行细分，把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分为科技产出、物化产出以及价值产出3个环节，并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建经济基础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及价值链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造业无论是分行业还是分区域普遍存在科技产出环节及价值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高，而物化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低的情形；就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而言，我国制造业科技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以及价值产出效率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产出效率与物化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而科技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     

电子信息产业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加剧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亟需通过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的互补协同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价值链产品内,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框架,兼顾增值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设计一个评测国家内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真实比较优势的新指标。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省域比较优势强度与广度最为显著,内陆省域比较优势集中于上游能源型部门;制造业部门比较优势凸显,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相对薄弱;比较优势高省域集中度与低省域集中度的产业部门中,均存在整体比较优势强弱差异,其中,高省域集中度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强度更高。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双边经济的带动效应加速了技术追赶吗?

有关技术追赶的经济研究多从行业(企业)特征因素出发,而轻视了区域间合作的溢出作用。从价值链和经济联动的视角拓展有关技术追赶的经济分析框架,基于2007年、2010年中国30省区区域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双边经济和技术追赶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中,省际间的双边经济带动效应能够显著提升各省份技术水平,缩小与国际前沿技术的差距;双边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样提升了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其技术升级;参与全球价值链也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技术升级具有正向溢出作用,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分工依然是中国保持技术追赶的重要方式。建议加强中国区域经济联动与高新技术融合发展,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