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消费粘性与媒体监督——基于产权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0-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粘性的存在性以及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在职消费粘性,且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粘性程度更高;媒体监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高管,尤其是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粘性程度.本文对于丰富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关系的认识、从媒体角度加强在职消费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外部监督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果研究

随着"八项规定"的实施,国企受到的外部监督越来越严格,这种外部监督所带来的外部治理效果备受关注.本文基于2012年12月出台的"八项规定"政策,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从国企高管权力大小视角实证检验了"八项规定"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发挥了有效的干预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在政策实施初期,相对于拥有较高权力的高管,"八项规定"对低权力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但是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差异会逐渐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使得国企高管的寻租方式发生了转变,过度投资成为高管获取私人收益的替代途径,并且高管权力越大,过度投资越明显.     

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治理与成本黏性

从代理成本和管理层预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不同影响,并以2010—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影响后果、路径及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黏性.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层自利是高管从军经历与成本黏性的中介变量,即高管从军经历能够通过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区分内外不同公司治理环境发现,在独董监督力量不足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表现更为显著,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不足时,高管从军经历发挥了弥补作用,缓解代理问题更为明显.区分产权性质,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说明高管从军经历在非国企中更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更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经济后果和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     

资本结构、在职消费与企业投资——来自我国垄断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7—2010年我国A股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垄断企业资本结构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以及在职消费对垄断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从而对垄断企业融资、投资两大主要财务活动与在职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垄断企业天然的竞争优势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失效,垄断企业资本结构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尚未发挥作用;垄断企业高管在追求高水平在职消费的同时,有动机更有能力通过过度投资扩大公司规模,以追求私人收益的最大化,而投资不足相对并不普遍。     

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

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薪酬管制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职消费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在职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与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经验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主要受企业租金、绝对薪酬和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由于薪酬管制的存在,在职消费成为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替代性选择,说明在职消费内生于国有企业面临的薪酬管制约束;与民营企业中内生于公司的薪酬契约相比,国有企业中受到管制的外生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     

非CEO高管差异化薪酬与国有企业代理效率

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对高管实行差异化的薪酬分配方案,但国有企业的公平偏好与集体主义文化使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程度在改革实践中难以把握.文章以"搭便车"现象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为视角,研究了非CEO高管之间的差异化薪酬是否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并以2015年国有企业差异化薪酬改革作为外生实验,缓解了非CEO高管薪酬差异的内生性,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的薪酬差异可以通过减少对非CEO高管的监督成本与提升非CEO高管的激励效率这两个渠道来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文章研究表明,现阶段加大国有企业非CEO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有助于激活高管积极性,提升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这支持了当下推进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差异化改革的积极意义,也为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差异化薪酬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内部控制缺陷、公司治理与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

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为高管的败德行为提供了机会,但高管的败德行为还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缺陷严重削弱了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但合理的股权结构和机构持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负面影响,提高在职消费的激励效率,而独立董事并没有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本研究表明,提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两者内外联动、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提高在职消费的激励效应。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产学研合作赋能双重视角

从高阶理论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围绕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备学术经历的CEO相比,具备学术经历的CEO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当CEO在学术经历中取得较高职称、具有工科背景、任职于高层次学术机构时,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公司所在地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儒家文化氛围能够增强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CEO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并通过提高环境注意力,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结论可为企业从高管选聘视角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

文章采用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具有正向影响,即高管有从军经历的企业持有了更多的现金;国有企业属性和企业规模均会削弱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高管从军经历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传导路径发现:有从军经历的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选择进攻型战略,进而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企业产权性质与企业规模对高管从军经历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以及企业创新与企业战略选择的中介效应。该结论有助于理解高管个人经历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启示。     

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高管人员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在职消费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相当;在职消费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公司业绩,但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员工工资的提高并未带来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水平的提升,却能使业绩得到提高;在民营企业中,员工工资的增加对在职消费和公司业绩均有促进作用,且对业绩的积极作用超过了由此带来的在职消费的负向作用。     

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企最终控制人性质与高管投资寻租动机两个视角,重新审视和考察了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依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终极控股人性质,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两类上市公司,同时通过测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程度,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分为高在职消费和低在职消费两类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中央国企高管权力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另外,低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越大,企业越倾向于过度投资,而高在职消费的国企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上述关系在地方国企中尤为明显,而在中央国企中并不显著。这些结论表明,地方国企中高管权力的约束比中央国企小,其高管更容易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过度投资;由于国企在职消费的刚性,较低的在职消费会增强国企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投资寻租的动机。     

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进展

政治晋升形成的隐性激励对于国有企业高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晋升锦标赛理论为基础,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影响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因素以及高管政治晋升对公司治理或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锦标赛理论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评述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的学术文献。采用不同的政治晋升界定方法,现有研究发现,企业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等是影响国有企业高管能否获得政治晋升的关键,而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会显著影响在职消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企业投融资决策。与薪酬激励的大量文献相比,有关高管政治晋升激励的研究相对有限,本文从政治晋升的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主题拓展等方面指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期更好地推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独特激励模式的探索。     

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对企业低碳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企业低碳创新是促进低碳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企业高管团队学术背景既能体现高管价值观,又会对企业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以2008—2019年中国重污染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得出:高管团队学术背景有利于提高企业低碳创新。同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对企业低碳创新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稳健性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不仅从高管团队学术背景的角度拓展了企业低碳创新的影响因素,还为企业借助低碳创新发展提升效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也对高管团队建设有所借鉴。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对重庆市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CEO与非 CEO两个层级的薪酬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此检验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规模、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类别.结论表明:适当的加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高管激励,CEO权力对高管薪酬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一股东对于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很大的作用.     

高管学术经历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研究了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约6.4%。从作用机制上看,高管学术经历降低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提高了会计稳健性水平;同时,高管学术经历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在小事务所审计的、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的公司中更为突出。这表明高管学术经历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风险和债务代理风险两个途径来影响债务融资成本。此外,研究还发现,高管学术经历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在贷款难、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高管学术经历也有助于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

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可能影响。在将高管私有收益分为货币性私有收益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后,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与纪委未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相比)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高管的货币性私有收益则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在不同情景中的作用时,本文发现:当国有企业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与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情况相比)、国有企业总经理是中共党员(与总经理不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相比),以及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在地方国有企业中的情况相比)时,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抑制作用更强。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在职消费、制度环境与股价崩盘

文章以沪深两市2010-2017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高管在职消费提高了公司股价未来崩盘的风险;二是制度环境对高管在职消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有抑制作用,即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其注册地所在公司在职消费水平与股价崩盘风险越不显著。为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金融危机,必须加强我国制度和政策对企业高管的约束,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规范高管在职消费支出,培养优质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