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业制度安排的缺陷与改革思考

为什么农业改革已从“体制外”推进到“体制内”，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调整、边际革命到存量置换，特别是进入以旧体制的核心部分为对象的攻坚阶段时，却步履艰难，出现了制度供给不均衡、制度需求动因不足、制度体系不配套等制度缺陷。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的“计划情结”根深蒂固和前一轮制度创新的效率释放殆尽，而新一轮制度创新又没有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跟进。本文就从当前农业制度安排缺陷的根源着手，来谈谈农业改革和发展如何突破僵局和制度封锁。一、农业制度安排缺陷的根源思考1．前一轮制度…     

二重社社制度结构的因厄——对20世纪中国乡村合作经济困境的一种尝试性诠释

制度结构的特征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制度结构决定着制度选择集合和制度选择的空间。中西方社会制度结构上的多元与二重的差异性，决定了内生于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在被移植嵌入到中国乡村而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强制”状态下单兵推进时，其原来与之匹配的各种制度之间协调演进而形成的均衡机制已不复存在，故而在运行方面出现的合作社的“异化”和“异化”的合作社等困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对此探讨或许会有助于政府在倡导新农村建设运动时的制度安排。     

破解"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思考

进入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已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突出、更加紧迫，现有的制度安排已无法使农业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而且正是由于农业发展机制的缺失，使“三农”问题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现实表明，仅仅靠重视、支持和结构调整已不能解决事关长远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问题。而不能形成内在的发展机制，则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和提高就没有制度保障，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阻。因此，切实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把制度创新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口才是根本之举。     

论二元财政结构非均衡制度安排及化解路径

中国财政制度安排的显著特征或主要缺陷是城乡“二元”财政结构。其制度安排是“一品两制”及“一纵两横”的非均衡。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是导致中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不可持续有效供给、“三农”负担沉重、基层财政不可持续、基层治理软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以及农村社会不和谐等诸多问题的根源。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从统筹城乡“二元”财政结构入手，研究解决“二元”财政结构下的“一品两制”及“一纵两横”非均衡制度安排问题。     

反倾销应诉的集体行动研究——行业协会克服"搭便车"机制的思考

本文针时我国企业在反倾销共同应诉中的不合作或者“搭使车”问题，试图探讨行业协会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如何提供或设计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如俱乐部规范），把一群相互依存的企业组织起来，并通过自主性努力克服不合作或“搭便车”，以取得长期的共同利益的实现。     

多边共同治理: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抉择

企业治理结构研究的是企业制度安排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企业为谁服务，由谁控制，风险与利益如何在各利益相关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是企业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针对过渡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以“资本雇佣逻辑”和“市场竞争逻辑”缺憾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多边共同治理逻辑”是解决国企治理结构问题的现实抉择的命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假设"的完善

我国已经进入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重视诚信与道德建设、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健全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要使“经济人假设”适合我国国情，必须对其进行中国化解释、改造，要借助其积极合理的成份，涤荡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关系、制度安排。因此，迫切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法经济学视角下“三农”问题的演进

“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利用交易成本和效率的概念来对“三农”问题演进中的一些重要制度安排进行考察,从中验证出交易成本对于制度效率和制度选择的影响,进而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出制度安排方面的建议。     

国有企业控制权激励机制扭曲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在企业层级组织中,控制权可以成为激励企业经营者努力工作的一个工具,即控制权安排的激励作用。本文从描述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有的“控制权行政配置”,致使原本应产生激励作用的控制权机制发生扭曲的现象入手,分析了产生激励扭曲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论证了赋予企业经营者权责不匹配的控制权,并不一定能维护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为控制权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宏观和微观的制度安排。     

我国收入分配公平实现的“分享”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长期“非均衡”发展战略安排,在我国经济实力实现了重大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人们利益最为密切的收入分配问题.实现收入分配的日趋公平化,需要从根本的制度安排着手,加快建立健全企业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在不同性质的企业全面实施企业利润分享制度,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主要途径.     

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否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政府干预等视角,运用多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②互联网产业集聚和资源错配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从而抑制无效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提升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质量,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③互联网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和邻近城市劳动力错配,同时,改善邻近地区资本错配;④政府干预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互联网产业集聚对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干预的影响。鉴于此,研究提出,长三角地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发挥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要素流动量与质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干预也要适度。     

Race and wages in the metro Atlanta fast food industry

One explanation for the black-white earnings gap is spatial mismatch, that is, where blacks tend to seek employment in areas with lower prevailing wages. Ihlanfeldt and Young [1996] study the spatial mismatch phenomenon in the metro Atlanta fast food industry by focusing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lack employment. This paper extends their analysis by focusing on the wage relative to black employment. Additionally, the metro Atlanta area will be divided into the north and south sides for comparison.     

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时空格局演化与形成机理分析——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份为例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份为研究区域,构建旅游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健康距离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法研究2008—2017年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时间上,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份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且旅游公共服务失配度区域绝对差异减小,相对差异增大;(2)空间上,旅游公共服务由不均衡中度失配向均衡良好水平演进,并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3)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份旅游公共服务失配的因素各异,其形成机理是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西方国家关于城市通勤的研究回顾与展望

城市通勤是西方地理学、规划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章从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关系角度对西方国家的城市通勤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涉及到城市通勤的理论与模型、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过剩通勤和空间失衡等,在简单回顾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对国内相关研究提出展望,认为应该注重社会调查,加强个体层面的研究,关注从居住-就业的空间关系研究城市通勤量大规模增加的原因,并重视研究居住-就业的空间失衡所造成的社会空间后果,为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更好的解决措施.     

北京郊区化进程中的“超非均衡”空间结构

采用反映空间密度特征的密度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差异系数,对北京市总人口和就业人口分布的聚集(分散)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空间分布的空间差异性(不匹配程度)进行了分析。试图从要素构成上分析郊区化阶段城市空间结构的实质内容,并从要素之间的空间分异程度来理解城市内部要素的空间联系以及形成的"超非均衡"结构。结果表明,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在中心城市内部,中心城市有"超大核心"的发展趋势;尽管总人口的变动趋势表现为普遍分散化,产业的迁移趋势却明显在特定地区集中,从而导致职居失配加剧。郊区化导致城市"由非均衡走向超非均衡"的空间结构,而不是由非均质走向均质化的郊区化结果。     

基于GIS的城市居住与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相关性研究——以长沙为例

居住与商业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功能要素,它们的协调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生活品质提高紧密相关。以长沙为例,应用GIS技术从居住与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的角度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指出了居住空间与商业空间发展不匹配和居住空间布局与商业业态布局不匹配是长沙居住与商业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探索和建立我国城市规划评估机制等方面的思路和建议。     

城市旅游客流空间体系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从空间动态发展的视角研究城市旅游流空间动态变化,建立了集空间吸引力、空间竞争力、空间成长力于一体的更为综合的城市旅游客流空间体系。选择南京市为代表性案例区,运用了引力模型、偏离份额分析、Surfer等分析方法,从多维视角研究了南京市旅游客流空间动态变化,研究发现:①不同发展阶段客源市场稳定性和集中性具有明显的差异,城市客源市场空间分布总体符合距离衰减规律;②城市间旅游流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旅游客流竞争格局变化明显;③城市内部旅游客流以集聚为主,集聚与扩散并存。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关联*——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视角

基于1978—2016年的年度增加值数据，本文从空间分布和空间关联两个层面解析对比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在区域差异、空间自相关特性以及区域空间关联上均有所体现。本文发现中国实体经济的空间特征与总体经济空间特征较为相似，而虚拟经济则不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多侧重于实体经济层面，而对虚拟经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注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对于实体经济，我国虚拟经济存在区域差异较大、全局空间自相关水平较低以及空间关联结构异化等诸多空间异质性问题。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进一步考虑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空间异质性，降低两类经济的空间错配程度，有利于促进中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更为稳健的空间布局，也符合“从全局出发全面综合地考虑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区域协调发展总要求以及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的新理念。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