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陕西投资效应分析的西部能源开发策略研究

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大量投资集中于开发西部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基于能源投入占用产出表,对比分析了陕西和全国行业投资带来的GDP增长、单位GDP能耗、就业等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陕西能源行业和高能耗重工业的投资带动效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增大了陕西单位GDP能耗。吸取陕西的经验和教训,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系统地提出了西部能源资源开发策略。     

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分析

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但产出弹性小于非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现阶段我国最优的绿色公共投资规模应该占GDP的8.41%;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结构效率较低。     

吉林省各产业就业弹性研究

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正常情况下,一国或地区的GDP增长与就业增长是同步的,尤其是在普遍失业的情况下,投资的拉动、GDP的增长总能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的GDP增长与就业增长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GDP增长的就业弹性(下文简称就     

基于IHO技术的西部行业投资效应分析研究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在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编制能源投入占用产出表和建立投入占用产出投资效应分析模型,对在西部地区不同能耗行业投资所带来的效应进行定量测算分析,结果表明对低能耗产业的投资在带领GDP和就业的增长的同时可以降低单位GDP能耗.本文的研究扩充了投入占用产出理论研究,获得的定量分析结果可为西部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技术进步、资本形成与劳动力就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渠道分析

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文章对FDI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渠道(劳动力就业、国内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FDI都通过促进劳动力就业和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虽然FDI在短期内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正向的"挤入"效应,但在长期内却"挤出"了国内投资。比较二者之间的产出弹性,发现FDI的产出弹性要小于国内投资。     

中国环保投资的就业效应:挤出还是带动?

本文依据不变要素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ES)对环保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理论分析,推导发现不论是生产性环保投资,还是技术性环保投资,都应该对就业产生带动作用,并利用两阶段GMM估计方法,检验了2003～2010年中国30个地区环保投资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投资对就业规模能产生带动作用,但并不具备长期性。具体而言,生产性环保投资在当期会带动就业规模的增长,而技术性环保投资在当期对就业规模却有挤出效应;环保投资还能改善就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并对就业结构的改善作用具有长期性。因此,加大环保投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需要,而且还有益于就业,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改善的共赢发展。     

隐性失业影响中国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吗

以有关城乡隐性失业研究为依据,计算所得1978—2009年各种情形下中国就业弹性的取值及其变动趋势较稳健地证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带动能力弱。隐性失业仅提高某些年份的就业弹性,不能改变中国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就业弹性暂时提高的原因是隐性失业劳动力真正失业后以很快的速度再就业。而经济增长就业带动能力弱的根本原因是就业基数较大的农业、国有与集体单位就业吸收能力不足,以及其他经济单位就业吸收能力下降。     

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实证研究——以江苏省城镇就业为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GDP的就业弹性逐年下降 ,部分学者将下降原因归结为工业走了资本密集化道路。本文试图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检验这一推断 ,结果发现上述推断理由并不充分 ,90年代以来资本投资增加不仅没有替代劳动力 ,反而是拉动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实际工资增加抵消了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导致 GDP的就业弹性下降。我们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市场化对就业的抑制作用将减缓 ,GDP的就业弹性逐年下降趋势将改变 ,有可能转而增加。     

集体林权改革下的林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根据1982-2008年辽宁省林业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采用C-D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林业投资、劳动力、林业科技进步、产权制度等要素对辽宁省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集体林改下辽宁省林业经济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27年间资本、劳动力、科技进步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4、0.55、0.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7.7%、19.15%和43.15%,林改作为政策制度因素对于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R & D投入对GDP影响的时间延迟与贡献强度研究

从R&D投入对经济系统的影响机理出发,考虑R&D投入的流量和存量两种作用方式,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一个研究R&D投入对GDP影响的时间延迟和对GDP增长贡献程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上海市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R&D活动本身的研发周期同其综合社会周期相同,流量影响的滞后周期为投资当年和投资后的第8年,存量影响的平均滞后周期为6年。基于流量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以产业资本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大于以R&D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以R&D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大于以劳动力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基于存量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劳动力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大于以R&D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以R&D形态投入的资金的产出弹性大于以产业资本形态投入的资金产出弹性。案例分析的基本结论同上海市的现实情况相符合,表明所提出的研究框架有较好的适用性。     

湖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1995—2007年湖南现代服务业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均生产总值、制造业增加值、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率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湖南现代服务业产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固定资产投入对现代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与此同时,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人均生产总值以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然而,现代服务业产值与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     

产业转移背景下区域就业变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基于1999年～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我国各省就业有β收敛特征。固定资产投资对中西部的就业贡献大于东部。中西部的FDI占GDP比重上升较快,对外开放度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有效促进了就业增长。第三产业比重与就业的正相关关系仅在东部表现明显;说明东部第三产业较发达且能高效拉动就业,而中西部仍主要靠制造业扩大就业。与中西部的政府驱动特征相比,东部更加依赖私人投资拉动就业。     

集群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趋势实证分析——以绍兴为个案研究

绍兴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基本上一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94--2006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变动的特点与绍兴集群经济发达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集群经济演进及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对扩大就业的启示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把青年劳动力作为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保持灵活的就业渠道,弥补经济增速下滑的失业损失;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     

Impact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case of Chile

We construct the first news-based economic uncertainty index for Chile, which allowed us to rebuild 23 years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in the country and quantify its impact on the economy. We find that an increase in economic uncertainty conveys a fall in GDP,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the small open economy nature of Chile.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tudies for bi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we do not find evidence of an overshooting effect when uncertainty dissipates; therefore, increases in economic uncertainty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economy, even in the long-run. Ou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these impacts range from 10% to 20% for aggregate investment, 2.5% to 5% for GDP, and 1.3% to 4.2% for employment. Extensions suggest that economic uncertainty affects both mining and non-mining investment, with the former showing a more pronounced decline. We also find that the bulk of effect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on aggregate investment is via private investment, with some short-run impacts on public investment. Moreover, compared to the GDP response, aggregate consumption responds in almost the same way to an economic uncertainty shock.     

长沙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长沙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表明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投资、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人均外贸进口总额、人均利用外资是促进长沙城市化的重要因子,进而认为长沙市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变、对外开放中外资的充分利用和教育科技四个指标。最后,提出了推动长沙城市更好更快发展的措施。     

北京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

本文分析了北京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过程，提出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已处于现代型阶段，但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偏低。因此，应逐步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使之与第一、二产业协调发展，并在重视增长速度的同时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以推动北京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1985—2008年湖北省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探讨了湖北省地区GDP与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GDP的增长对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最大;而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是湖北省GDP增长的主要潜在动力。最后,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口迁移对90年代珠江三角洲人口发展的影响

90年代大量人口向珠江三角洲的迁移集聚，不仅使总人口快速增长、人间分布发生变化、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而且降低了人口性别比、延缓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及受高等教育程度人口比重的提高。虽然人口增速全国最高，但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却低于东、中部部分省市，说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是迁移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大量人口迁入，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建议通过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引导、加快城乡劳动市场一体化的步伐、加强对企业经营和劳动用工的调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促进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缩小区域差异。     

FDI对中国服务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09年的数据,对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与中国服务业的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OLS检验了外商对中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与服务业的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的变动有很大影响.从上述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服务业的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1.07的弹性系数说明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产值就会增长1.07％.因此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服务业有着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可以看出,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服务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却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