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北京和张家口地区滑雪场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滑雪场的空间分布及空间重心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一定时期内区域冰雪体育旅游的发展趋势。以冬奥会赛区--北京—张家口地区(以下简称"京张地区")滑雪场为研究对象,通过重心分析方法,揭示了近20年京张两地滑雪场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并据此划分了冰雪产业的发展阶段。结果表明:(1)1996—2018年北京市滑雪场建设大致经历了"快速扩张""中速发展"和"稳定发展"3个时期,而张家口则基本上呈现"缓慢萌芽"和"快速扩张"2个阶段;北京市滑雪场呈分散状分布,而张家口滑雪场则呈现集中分布。(2)近20年京张地区滑雪场空间重心总体表现为先向东南方向移动(由张家口到北京)而后又向西北折返(由北京向张家口)的趋势,2010年前后是转折点,而申奥等政策因素是促进重心移动路径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3)京张地区滑雪场重心和规模重心移动较好反映了数量与规模的扩张速度,为理解京张地区以滑雪场为核心的冰雪体育运动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其经济学解析

在对县域城市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进行讨论的基础上,以县域为单元分析了江苏省城市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其成因进行了经济学解析。研究表明,江苏省县域城市生活质量总体呈现出南高北低、南北内部高低交错分布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分指标的空间分异情况不尽相同;同时生活质量表现出在苏锡常地区"高—高"集聚,东北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南京地区"高—低"集聚的特征;受到当前中国所处的快速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强弱,表现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城市生活质量一般较高。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地方政府应加大提升城市生活质量方面的财政支出,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提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文章从农村包容性绿色生态、农业包容性绿色生产、农户包容性绿色生活3个维度考察2010—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性与驱动因素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趋势,2017年之前,呈现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分布格局;2017年之后,中部地区逐步实现对东北部地区的赶超。(2)中国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低—低集聚区则主要位于西部;全国及四大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程度收敛趋势,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差距正在缩小。(3)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均能够提升乡村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包容性绿色生活方面。同时,农业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对包容性绿色生态存在积极影响。应当持续优化乡村绿色发展政策效能,实现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参与分享生态价值的协同增效,通过创新创业引领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以带动乡村绿色消费为着力点,完善和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功能布局与总体规模,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区域协作和绿色融合总体布局。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中国猪肉价格变动的时空效应

基于2005—2016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了猪肉价格的空间关联性、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并建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猪肉价格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动态效应、时空交互效应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猪肉价格呈现出显著的正空间关联特征,局域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大多数省份具有高—高型和低—低型集聚特征;(2)本地猪肉价格处于较高水平且相邻省份猪肉价格水平也比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本地猪肉价格处于较低水平且相邻省份猪肉价格水平也比较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东北地区;(3)猪肉价格的空间分布由明显的纵向分层连片集聚特征向明显的横向分层连片的集聚特征演化,即由"四纵"转化为"四横"的空间分布格局;(4)中国猪肉价格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时间动态效应和时空交互效应,在控制了时空效应之后,养殖成本是造成猪肉价格波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放大了猪肉价格波动。     

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浙江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视角,以2005—2015年浙江省69个县域为样本,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呈空间集群化特征;两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两业的共同集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最后,就如何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同集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江苏省工业生产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化与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对象,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了2001—2013年各县域工业生产效率,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其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并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1—2013年江苏省县域工业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不高,总体差异较大,相对差异逐年缩小,效率值的空间聚类呈"南高北低"的梯度变化特征;县域工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关联格局保持相对稳定,高、低值集聚的区域差异不断缩小;效率重心的跃迁过程可分为"2001—2007年西北迁移阶段"和"2007—2013年东北迁移阶段"。江苏省县域工业生产效率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是在地区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因素、交通条件和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中国会展客流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基于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的会展大数据挖掘,运用GIS空间分析、复杂网络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会展客流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会展客源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少数大城市,在空间上呈"东多、西少""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会展客源市场的三大集聚区。②中国会展客流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深、成渝为中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会展客流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82.05%的游客流动距离集中在0～50 km范围内。③中国会展客流网络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北京、杭州、深圳为次核心的层级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效应。④会展发展水平、会展发展规模、商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会展客流空间的主要因素,其中,会展发展水平是首要因素。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特征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4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动态演进。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波动式上升态势,地区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变化轨迹差异显著,其中,东、西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下降趋势;(2)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由2001年东部效率高,中部、西部地区效率低的特征演变为"吉林—内蒙古—青海—西藏"和"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两个高水平值带状分布;(3)中国城市土地效率在研究期内呈两级分化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极化程度先减弱后加剧,集聚类型呈高值集聚、低值集聚交替;(4)三大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核密度函数在形状、位置和峰度的变化轨迹均差异显著,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其演进路径存在地域差异。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     

长江经济带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格局分布与演变特征

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四个维度,对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深入评价,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分布特征看,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变动趋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以2013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趋势;从空间相关性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不断增强,水平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驱动因素看,2013年前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领域的竞相上升促进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由集聚走向平衡,随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空间集聚性的大幅提升打破了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从收敛态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后城市对领先城市的追赶效应显著。     

基于加工产业链的泛长三角纺织业空间格局演化

利用1999—2010年县域尺度的工业企业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和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基于加工产业链视角,研究泛长三角纺织业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模式。结果发现:(1)泛长三角纺织业呈现"西北—东南"的空间格局,集聚分布在长江下游沿岸、环太湖和环杭州湾等地区;(2)纺织业空间格局演化以2005年为节点,分为"东南方向集聚、西北方向扩散"两阶段,长江沿岸和环湖环湾地区的纺织业多转移至苏北、皖江城市带、浙西南等欠发达地区;(3)七大加工环节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模式各异,上游加工环节受石油价格和市场等国际因素制约,空间格局相对稳定,而中下游的加工企业追逐低成本及面向消费市场,空间格局较显著,纺织业的空间格局演化模式主要以扩散式转移为主,除服装环节外均有发生,而集聚式转入仅包括化学纤维、成品制造、服装等加工环节。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度综合测评

在提出景区区位优势度概念基础上,依托旅游市场消费、交通、资源、服务支撑四大驱动因子构建区位优势度评价模型,测度我国225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区位优势,最后运用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景区的区位优势与实际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研究发现:1风景区区位具有交通指向性,呈现"T"型空间分布格局,各省旅游发展"核心—边缘"格局突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景区区位差异性明显,受各区位因子的影响不同。2京津冀、长三角、长江流域风景区省内、省际交通可达性及市场消费潜力均较为突出,是开展"全民旅游"的重要市场,抓住高铁发展机遇,实现景区跨省际发展是提高风景区竞争力的有利抓手;省会、副省级城市服务支撑要素发展优势突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景区凝聚式发展有利于实现旅游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及外部经济性,中部地区受资源丰度及集聚度影响各异,西部地区资源丰度、集聚度水平均欠佳。3区位优势与景区实际发展存在很大的契合性,沿海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条件带动着旅游流向东部地区移动,抓住"一带一路"国家对内陆地区的扶持机遇,对于西部旅游市场繁荣意义重大。     

基于Web地理图片的中国入境游客POI空间格局

通过社交图片网站(Flickr)的数据开放接口,借助计算机程序采集、整理了2008—2013年境外旅游者上传的中国入境游相关照片数据,利用这些照片中的地理位置坐标信息,采用DBScan聚类分析方法,计算中国入境游客地理兴趣点(POI),并结合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我国入境游客POI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分布密度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态势,并已形成"一级中心集聚带、二级中心集聚区、三级点状飞地"的空间格局;2在一级中心集聚带中所包含的三大核心区内部,其入境游客POI分布同样具有空间的异质性和不均衡性;3在入境游POI分布具有高度空间集聚性的同时,在时间序列上的集聚性具有逐步均衡性发展的趋势;4细分客源市场的POI选择不仅具有高集聚性,同时由于选择偏好的差异从而在空间上的集聚差异显著。     

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及驱动因素异质性

以长三角地区作为案例地,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模型定量测度2000—2016年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水平,基于ESDA模型研究2000年以来长三角城镇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演化驱动因素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0.5679,0.5913]要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0.5849,0.6141],城镇化效率东—西方向上递减,南—北方向上呈倒"U"字型格局。②2000—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效率全局表现空间集聚分异特征;局部上城镇化效率H-H集聚区分布在苏锡沪,并不断向杭州演化,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浙江舟山、台州和安徽安庆、池州。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市场化程度可有效解释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演化,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效率影响在江苏扬泰、安徽铜池表现更为强烈,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对沪苏杭的城镇化效率影响具有局部优势,而科技水平对浙江舟台地区存在较弱的驱动效应。     

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

利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生态安全进行测度和分析,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探究影响旅游生态安全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2004—2013年不同等级旅游生态安全省份在空间分布上的"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呈现由沿海向内陆拓展的梯度等级分布规律;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整体水平表现出波动减弱、稳步提升的趋势,正处于由低级向中级过渡的阶段。(2)不同等级旅游生态安全省份的空间集聚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其空间集聚程度整体表现出先减缓后增强的趋势;在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中,HH集聚类型省份呈现显著的"沿海化"分布特征,LL集聚类型省份表现出明显的"内陆化"分布特征。(3)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旅游外汇收入、园林绿地面积、旅游从业人数、游客接待量与人口数量比、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环保支出占GDP比重是影响2004—2013年中国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     

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

以泛长三角为研究区,采用修正的DEA模型测度2000—2012年城市发展效率;综合利用地统计分析、R/S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等方法分析了转型期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城市发展效率呈现出提升的态势,且城市集约化发展取得一定进步;城市发展效率空间格局演化存在空间集聚,各效率在空间上均表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形成了较为相似的集聚演化格局;未来城市发展各项效率将会表现不断增长趋势;人口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及市场因素等驱动力共同作用于泛长三角城市发展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南北方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人口南北空间分异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以1982—2020年5期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东南半壁南北方地区人口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南密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南方地区一直保持着人口规模和密度优势。(2)研究区人口分布的总体差异不断拉大,南北方地区内部差异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其中南方地区内部差异比北方地区小,但上升幅度较大。(3)研究区人口具有向南迁移扩散的趋势,且人口密度变化的区域差异持续扩大,少部分区域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密度优势显著。(4)人口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吸纳就业能力等是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中国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化

以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应用变异系数、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经济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变。结果表明:①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成都、重庆和西安是集聚中心。②外资企业集聚趋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企业集聚趋势减弱,核心—边缘结构弱化。③西部城市外资和中国企业均存在"组织链末端锁定"现象,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均较弱,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更弱。④两类企业均围绕成都、重庆、西安、贵阳形成高—高集聚区,呈群体式发展,围绕兰州、昆明形成高—低集聚区,呈据点式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空间自相关性极弱,空间极化不明显,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有明显的示范效应。⑤基于外资企业的城市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企业的城市网络发育趋于成熟,分散效应明显增强;成都、重庆、西安是城市网络的核心城市。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力增长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强区际联系,提升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     

地学视角下的中国县级行政区空间格局演变

以中国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发现:1中国县级行政区重心变化在封建社会主要以向西移动为主,封建社会以后开始向东移动。分地区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县级行政区重心主要向西北方向移动,北方地区其重心主要向东北方向移动,南方地区则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即封建社会以前主要向西南方向移动,封建社会以后开始向东移动;2从标准差椭圆分析来看,县级行政区在整个研究区以及分区均表现出不断分散趋势,从县级行政区分布的主方向来看,全国及北方地区主要呈现出东北—西南格局,西部地区以及南方地区分别呈现出西北—东南以及偏南—偏北格局;3从县级行政区空间密度格局来看,其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不断加强且由空间相关性引起的结构性变异处于显著状态。从方向上来看,在全方向上的均质化程度总体下降,但新中国以后略有上升,东南—西北方向各朝县级行政区均质化程度相对较好,空间差异最小,而东—西方向差异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