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债务治理视野下的中国对非洲债务救助

从“重债穷国倡议”到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国际债务救助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对非合作的重要议程。作为非洲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伙伴，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对非洲国家进行免债、缓债、债务重组或新融资支持，在缓解非洲国家流动性紧张、支持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债务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对非债务救助也面临非洲债务形势复杂化、债务救助合作政治化、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亟待转型升级等现实挑战。中国应优先提升对海外融资和债务的管理能力，妥善应对短期对非债务救助压力，积极应对非洲中长期债务风险带来的挑战，创新国际融资和债务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强国际协调合作，提升中国在国际债务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菲律宾实行债务资本化的法律

债务资本化(Debt Capitalization),又称债务股权化、债务转换或债务贴现交易。它是80年代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以来,债权国和债权银行为避免债务坏帐、缓和国际债务环境,帮助重债务国进行债务重整而新兴的一种债务调整方式。菲律宾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重债国之一,是亚洲最先实行债务资本化的国家,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至1988年底,菲律宾已有4.43亿美元的外债实施了资本转化,占其外债总额的2%。根据菲律宾政府预测,到90年代中期,将有20亿美元的外债以各种形式实现资本化。这样。     

日本ODA政策与实施的一致性评价

本文针对日本对外援助的优先问题、优先区域以及援助渠道和方式三个方面,通过与DAC国家对外援助的比较,分析日本对外援助实施与以2003年《日本ODA宪章》为基础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得出日本对外援助"重经济型援助,轻社会型援助"、"偏好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偏好贷款型援助"的结论。造成日本对外援助这些特点的原因包括日本在对外援助中追求经济利益、强调受援国"自力更生"以及日本对自身利益与国际压力之间的权衡。     

多重危机背景下的全球发展合作：形势与趋势

全球发展形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西方援助在资源分配与方式上有所调整，但前景并不乐观。多重危机背景下，全球发展合作规模创新高，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多边机构与新兴援助国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多边机制和南南合作作用更加凸显；全球发展融资鸿沟加大，国际社会趋于以援助撬动私营资本弥补融资缺口；传统援助国利己主义倾向加剧，普遍表现出本国利益优先的战略转向；地缘政治因素推动援助置于大国博弈前沿，部分西方国家援助聚焦亚太地区、突出意识形态划线、强化结盟“小圈子”。在此背景下，一个突破南北二元结构、全球共谋发展、共促发展的“全球发展时代”正在来临，亟需探讨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发展合作定位，改革并创新发展合作方式，以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新开发银行看金砖合作与国际制度改革

金砖国家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概念,更是一个推动国际制度改革的联盟。一方面,金砖国家维护联合国、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防止发达国家对这些国际制度的歪曲和破坏;另一方面,金砖国家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更好地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作为二战后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性多边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传承南南合作理念、坚持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先,以及发展导向型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体现了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对于丰富现有的国际发展金融知识,改革国际发展金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一带一路”大事记

2019年是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周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6年来,世界应者云集。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已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促进了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截至现在,中国先后与20多个沿线国家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与7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正式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建立了能力建设中心。在科技交流、教育合作、文化旅游、绿色发展、对外援助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中国经验能否助力非洲经济腾飞——基于与世界银行援助项目的比较研究

基于地理影响评估方法,采用2000-2015年39个非洲国家的511个地区的地理编码数据,对中国与世界银行对非经济型基础设施援助进行了整体性比较回归分析,并对中国经济型基础设施有效性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世界银行对非经济型基础设施援助使受援国地区的经济水平均显著提高,世界银行援助会提高受援国政府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援助的有效性;中国经济型基础设施援助项目在开展后可持续稳定地提升当地经济水平,在没有后续资金跟进的条件下,这种效果将维持3-4年。     

金融强监管、存贷长期化与企业短债长用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非洲债务可持续问题及对中非合作的影响北大核心SSCI

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是许多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瓶颈。长期以来,西方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将债务可持续管理作为输出西方价值观,加强对非洲国家控制,显示其“国际道义”的政策工具。近年来,随着西方的实力和制度光环在金融、债务危机重创下趋于褪色,中国以发展为导向的对非发展融资日益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欢迎。债务可持续性管理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平台。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及路径研究

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变革、机制建设、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太自贸区等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修正和完善,获得一定的国际赞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者和变革者,需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对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的供给,争取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国与符合DSSI资格国家的双边债务分析及风险评估——基于违约风险加权模型和风险敞口模型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选取对中国负债20亿美元及以上的符合暂停偿债倡议国家作为分析对象(共16个),计算每个国家的债务率、现值经济债务率和偿债率,并根据疫情对经济变量的差异化影响赋予这3个衡量国际债务风险指标不同的权重,最终得出一个衡量违约概率的违约风险加权值.违约概率最高的符合DSSI资格国家依次为赞比亚(加权值1.59)、埃塞俄比亚(1.48)、巴基斯坦(1.36)、肯尼亚(1.27)和老挝(1.09).此外,鉴于每个国家对中国负债金额不同,为了全面评估中国面临的双边债务违约风险,最后加入风险敞口维度进行分析.对于中国而言,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的债务风险敞口大于赞比亚.总的来说,赞比亚是债务违约概率最高的国家,而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是对华债务风险敞口最大的两个国家.     

提升债权国地位扭转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刻不容缓

本文利用国际收支平衡表,通过对比中美两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成本收益,以及对美国债务型经济的国际循环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正面临着负财富效应、货币错配、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不对称等不成熟债权国的种种困境。其反映的是在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国与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在国际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因此,如何重新审视和提升中国国际债权大国的地位,如何调整对外金融资产构成、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这是＂十二五＂时期必须回答的战略性议题。     

历史警示

<正>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新的发展机遇正在推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和东亚部分国家的经历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历史镜鉴。拉美国家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     

亚投行与构建亚洲经济新秩序

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用于治理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AIIB),是由习近平主席最先倡议发起,旨在给亚洲贫穷国家提供基建项目资金支持(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也涉及此类项目).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亚投行可以在满足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推动亚洲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通过亚投行的建设,我国可以拓展在亚洲区域的影响力,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及国际话语权.     

中低收入国家国际债券困境：危害、成因及思考

21世纪以来，中低收入国家发行国际债券数量快速增加，在主权债务占比超过50%。由于国际债券利息高、期限短，付息费用成为发债国家债务困境的主要原因，多个国家发生债券违约或再融资困难现象，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动荡。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发现，债券发行激增与困境源于国际金融资本在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时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发行国际债券以获取高额收益，将缺乏发债经验与风险承受力的发展中国家引入高风险资本市场。在当前经济下行、美元加息等多重因素叠加冲击下，国际债券的风险被显著放大，国际债券筹资遭遇顺周期、集中到期、评级短视、资金用途不当等诸多挑战。国际债券困境的本质在于不顾发展中国家国情而使其过早过深地陷入国际资本市场，解决困境需要构建多元化、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融资途径。     

仍在低谷中徘徊--国际发展援助态势分析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走入低谷的国际发展援助在本世纪初并没有出现逆转的迹象。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穷国被“边缘化”的危险不断加深，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规模继续萎缩，国际社会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并没有变成实质性行动。沉重的债务负担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国际社会在缓解穷国债务方面虽然作出了巨大努力，但问题远远未能得到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增加官方发展援助，减免穷国债务，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它们发展经济，使其…     

货币错配情形下的汇率政策及对目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评述

货币错配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界使用较多的一个术语。新兴经济体债务国以持有外汇储备的形式来对冲外币债务的汇率风险,而储备持有的惯性在部分已转型为债权国的国家仍然持续,使得外汇储备这种改善货币错配的手段,演化成为货币错配加深的基础条件。货币错配的加深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特别是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影响着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而改变和改善货币错配,应该成为汇率政策的目标。     

国际城市结谊与“一带一路”共建共赢——基于国际竞争力指数的经验证据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08-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考察不同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城市交流程度如何影响该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国家共建共赢的影响机制,并尝试对加速“十四五”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地生根进行有益思考。研究发现,在倡议提出后,历史上与中国友好城市交流程度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并且这一影响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行政机构、金融市场发展、劳动力市场效率以及商品市场效率等方面的全面提升。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内陆国、低收入国、外汇紧缺国以及高人口红利国来说,通过城市结谊有益于其更好地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成果。文章不仅揭示了国际城市结谊在落实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顶层设计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推进“十四五”规划的落实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的构建:中国参与的可能渠道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自身的发展环境日益复杂,援助供给竞争激烈,援助分配碎片化现象严重,援助国和受援国都承担着很高的管理成本,急需构建合理的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对上述问题进行治理。从协调范围看,国际发展援助的协调包括全球性协调、区域性协调、受援国当地的协调和援助国内部协调四个层次。在各层次的协调中,中国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以及其他援助国之间的对话,积极参与制定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与受援国的援助协调应突出受援国的主体地位,建立与受援国之间充分的信息流动机制。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建立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与前瞻北大核心SSCI

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是援外工作的机构载体与实效保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是我国援外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与突破,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对我国援外管理体制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结合对外援助工作的战略需求及国内外实践,提出进一步深化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建议。